论韶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摘要】“韶山精神”是毛泽东同志家乡韶山人民革命斗争英雄事迹的历史写照和精神凝练，当前已有多种学术观点予以概括，但对韶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则缺少深度研究。笔者认为：要从青年毛泽东于1925年初回乡发动韶山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上研究韶山精神，方能符合韶山精神的历史指向。它内含着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之根本问题的实践主题，是毛泽东后来开辟井冈山道路以实现中国革命由“走俄国人的路”转向“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人亦由“红船精神”转向“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导向。韶山精神是当年的“青年毛泽东精神”。
韶山是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精神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韶山人民革命斗争英雄事迹的历史写照和精神凝练，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人们研究韶山精神，已有不少成果。有学者引用毛主席《七律·到韶山》的诗句，把韶山精神概括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它主要体现为“牺牲、奋斗、奉献”。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韶山人民将其进一步发展凝练为“坚定信念、合群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坚定信念是韶山精神的核心灵魂；合群奋斗是韶山精神的显著特征；无私奉献是韶山精神的本质体现；开拓进取是韶山精神的动力源泉。［1］有学者认为：韶山精神，是以“韶山五杰”和毛泽东一家牺牲的六位亲人为主要代表的韶山一大批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其灵魂是坚定信念，其核心是敢为人先，其显著特征是合群奋斗，其实质是无私奉献，其活力源泉是开拓进取等。［2］有学者指出：要用唯物史观深入理解韶山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特色，是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联系的。科学地弘扬韶山精神，应当深入理解韶山精神的历史属性，它体现着韶山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3］
前面两种观点所概括的韶山精神基本一致。唐正芒先生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韶山精神，于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体现为“牺牲、奋斗、奉献”，其实当时就包括“坚定信念、合群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含义。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从延安写信给韶山人民，指出“唯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合群奋斗”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雏型，又体现着韶山湘潭农民运动的特征。韶宣先生加上“敢为人先”四字，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的政治勇气。虽然两位先生的研究切实地反映出韶山人民革命斗争的精神特质，但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上阐明韶山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何干强先生将韶山精神置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展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予以理解，无疑具有更为深入的历史眼光。但却缺乏历史的切入点而展开深入具体的历史论证，难免陷于抽象和空泛。笔者以为应当抓住韶山精神独特的历史表征，即以青年毛泽东于1925年初回乡发动组织农民运动的独特历史贡献，而深入具体地理解韶山精神在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实事求是地探讨韶山精神的历史指向，故对韶山精神的具体概念略有变动。
近代中国一系列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不断激发青年毛泽东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曾服膺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提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的“文化改造论”，提倡“大本大源”的唯心主义改造方案。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建党前夕，青年毛泽东又总结自己领导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斗争经验，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本书，而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他于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大会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主张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彻底转变，是青年毛泽东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而铸造韶山精神的思想基础。
1924年12月，毛泽东因长期工作劳累而经党中央批准回家乡韶山养病。他继续总结党的“一大”以后自己相继发动组织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岳阳段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长沙活版印刷工人罢工、衡阳常宁水口山工人罢工等一系列斗争的经验、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兴起的斗争经验以及自己从事国民党上海党部统一战线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追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风起云涌、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相继将当时貌似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予以推翻的历史事实，认为党的工作重点应当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进而发动组织韶山农民运动。毛泽东率领家乡革命人士创建中共韶山支部、建立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开办农民夜学、传播文化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梭镖队，开展有组织有武装的农民运动；实施平粜谷米、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等一系列逐步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斗争。到1926年底，湘潭县西二区建立30余个乡农民协会，发展会员8200余人，共产党员110余人，成为湘赣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毛泽东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铸造着韶山精神的三重含义：一是坚定信念、重视农运。毛泽东把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转向农民运动而坚定不移，认为党的工作重点旨在发动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韶山和湘潭农民运动兴起之后，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且在序言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二是排除万难、合群奋斗。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都要统一思想认识，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传播于农民运动，且与农民群众同心同德地奋斗到底，使党不为千百万农民群众所抛弃、不为中国革命所抛弃。1927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7］国民党右派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党内右倾思想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真正革命的共产党人则应当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三是无私奉献、求实创新。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运动应当无私无畏，努力掌握和运用农民运动的斗争规律，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斗争规律。当时领导农民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三个结论相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农民群众的三个原则：其一，个体农民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而具有自私、保守、分散、落后且依赖皇权的社会心理和封建习性，难以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自觉行动，且终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为历史所淘汰。［8］其二，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可以联合农民而组成工农联盟，但不需要“小块土地所有者”和“小手工业师傅”来入党以混淆党的性质。［9］其三，农民群众天生倾向于资本主义，是故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方针和立场，是迅速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积极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要将他们作为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10］这就成为当时共产国际和党内右倾领导人忽视乃至制止农民运动壮大的理论依据。然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坚定地说道：共产党人不能说唤起群众而又叶公好龙，要勇敢地接受农民运动的严峻考验，细心地研究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十四件大事”，总结农民运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11］，且“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12］，以实现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而唤起千百万农民群众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韶山精神是青年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斗争实践的体现，是将农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予以高度重视，以使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韶山精神所指向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实现党的领导与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相互关系如何解决，事关中国革命的实质、方向和道路，而成为毛泽东后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导向。1959年6月，毛泽东时隔三十二年后回到韶山，欣然提笔写下《七律·到韶山》一诗，其中两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将韶山精神提到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历史高度予以肯定。因为韶山精神的实质和核心，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解决好这一根本问题，方能以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胜利。
众所周知，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也在逐步深入地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从而将党的先进性质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予以根本区别，将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改良性质予以根本区别，从而为全党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认识农民问题奠定理论基础。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而提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纲领，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衔接，进而思考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而为全党重视农民问题开启实践思路。1923年6月，党的“三大”提出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也使共产党人能以国民党的合法名义去发动组织农民斗争。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更加凸显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时正确的理论认识却难以深入彻底，而成为有效的斗争实践。尽管1926年11月，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而计划将湘、粤、鄂、赣的农民运动逐步向全国推开。但共产国际特别是陈独秀本人，却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缺乏阶级政治意识，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更是满脑子宗法家族思想。激烈过火的农民运动将会严重影响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因此，党应当先帮助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然后发展资本主义而使工人阶级成熟壮大，再搞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13］，导致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难以成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衔接的关键环节、难以成为共产党人取得民主革命领导权、实施工农联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反而因为放弃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悲惨的失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面对强大的反革命武装，以赤手空拳的工人运动，或不能提高农民运动的军事素质，是无法建立革命政权的。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又忽视农民运动对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正确方针。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瞿秋白强调：“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城市暴动做它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政权。”［14］1928年10月以后，李立三成为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又相继强令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攻打附近的中心城市，反对将农民运动作为巩固和壮大弱小革命力量的主要手段。1930年1月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更是全盘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硬将毛泽东根据韶山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而创建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斥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和“富农路线”予以批判和惩罚，且以“山沟里不能出马列主义”而全面否定“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最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而向西转移。
毛泽东曾严厉批评党内错误路线是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道：党内右倾错误是只要资产阶级而不要农民；“左”倾错误是重视工人阶级而附带地研究农民。他们不要农民，就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中国若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你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5］。这就充分说明：由韶山农民运动和韶山精神所凝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历经革命斗争正反两面经验教训的严峻考验而能始终为毛泽东所坚持是历史的必然。
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婉拒瞿秋白要其去上海从事党中央地下工作的要求，由中央任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发动组织秋收暴动。毛泽东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经验，又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而在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数条要求：一是“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二是“暴动的发展是夺取政权”，不能单靠农工武装，要有正规军事力量以“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三是不能单单没收大地主土地，而对中小地主减租减息，“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非“八七会议”所提土地国有。四是鉴于敌我形势对比的现状，实施全省范围内的秋收暴动不妥，而应集中力量从事湘中地区的秋收暴动。五是组织工农兵苏维埃。［16］
秋收暴动失败之际，毛泽东又以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说服暴动队伍放弃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命令，以浏阳文家市的转兵而将人数不多的暴动队伍转向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保存和发展力量弱小的革命队伍。转兵途中则实施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建立党的小组，既保证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又奠定以党的基层组织改造暴动队伍农民习气的基础。同时，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为改造旧军队官兵的关系以确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而构建群众基础。队伍落脚井冈山之后，毛泽东随即率领暴动队伍恢复井冈山周边永新、茶陵、炎陵等县的党团组织；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建立县、乡、村的各级工农武装而使正规红军、地方武装、乡村赤卫队的三级革命武装连为一体；然后开展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将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要素予以创新发展。以“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方针支撑党领导的湘赣边界农民运动；以制定和实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路线及方针，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解决农民问题的斗争实践逐步深入展开。
“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质，是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改造党内外似汪洋大海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使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能够健康发展。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从创建中央苏区和粉碎国民党四次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
首先是以党的建设保证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非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家族政党。党领导农民运动成败与否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落后的农村建设一支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毛泽东以“着重思想建党”为方针展开一系列党的建设的坚强有力的措施。简而言之，思想建党是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组织建党是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钢铁纪律；作风建党是确立密切联系群众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风气，藉此以解决党内的宗法家族思想和“土客籍矛盾”，以保持根据地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其次是以武装斗争改造农民武装为人民军队而非绿林好汉。中国革命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而农民群众是武装斗争最为主要的来源和依靠。毛泽东强调武装斗争的根本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要使农民武装成为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要加强红军内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使真心实意为工农群众服务成为党和红军的唯一宗旨。为此就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铁打钢铸的军规军纪体系；构建军队内部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的新型官兵关系；采取红军运动战（亦即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藉以改造红军内部的种种不良习气，使之成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再次是以土地革命改造农民群众的宗法家族意识而确立其阶级政治意识。土地革命是发动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中国革命的根本措施，是改造几千年来宗法家族意识和宿命心理的斗争实践。根据地党组织采取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贯彻落实土地革命的路线和分配方式，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尊重中农利益、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既克服狭隘的阶层意识和平均主义，又树立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团结一致，为捍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团结奋斗。
最后是以根据地建设培养造就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意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组织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政权建设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参与，而实现工农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文化建设是以“扫盲运动”和各类文化干部学校的创办，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且培养造就大批工农干部和革命人才；社会建设是以社会保障和优抚措施，首先优抚革命烈士家属和红军家属，然后是各种孤寡疾病的老幼人群。根据地建设深刻地改变着几千年来的“皇权意识”“草民心理”和宗法家族关系，且动员组织千百万工农群众支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性的革命战争。
承载韶山精神的问题意识和斗争实旨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终于将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予以基本解决，将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予以基本解决，将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实质的认识，丰富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也就终于完成韶山精神所赋予的历史职责：即“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领导农民运动是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敢不敢于和能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2014年4月，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由于注重革命精神转折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而没有例举和阐释韶山精神。［17］但笔者认为韶山精神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重大的历史转折之一。
韶山精神向上则全面传承着红船精神。［17］即以“坚定信念、重视农运”而将建党时期“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具体落实为党要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而敢于领导农民运动，使党的先进性质和根本宗旨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相结合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排除万难、合群奋斗”而将建党时期“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具体落实为根据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殊性质，而以农民运动为纽带来联结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使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密切结合而脚踏实地以唤起民众；以“无私奉献、求实创新”而将建党时期“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具体落实为以农民运动为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忠诚地服务，为整个中华民族忠诚地服务，以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韶山精神向下则全面开启井冈山精神。［17］即以“坚定信念、重视农运”而将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精神，落实发展为井冈山时期“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星火燎原精神；以“排除万难、合群奋斗”而将湖南农民运动党群合力奋斗的精神，落实发展成为井冈山时期“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奋斗精神；以“无私奉献、求实创新”而将湖南农民运动斗争的经验，落实发展成为井冈山时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创新精神。
韶山精神传承与开启的最大历史贡献，是将中国革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融为一体，既使中国革命道路合乎历史规律地由“走俄国人的路”转向“走自己的路”；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合乎历史规律地由“红船精神”转向“井冈山精神”。每当笔者想起毛泽东同志与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将当年所竭力铸造的韶山精神、所始终坚持的斗争指向赋予斗争实践，即使多次受到不实批评和严重打击也矢志不渝、愈挫愈勇，披荆斩棘而终于实现“两个转向”，而终于领导全党取得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伟大胜利，就深感韶山农民运动和韶山精神应当深入开展研究，以唤醒历史的深层感悟。韶山精神筚路蓝缕、浴火重生而发展成为井冈山精神，证明它是当年的“青年毛泽东精神”，是青年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开端。
参考文献
［1］唐正芒,彭湘容.韶山精神及其当代价值试探［J］.中州学刊,2013,(8).
［2］韶宣.五论韶山精神［EB/OL］.共产党员网，2016-01-22.
［3］何干强.用唯物史观深入理解韶山精神［EB/OL］.观察网，2018-12-29.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N］.汉口民国日报，1927-04-05.
［12］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N］.1927-04-04.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册 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5］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7］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收稿日期］2019-05-25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作者简介】谭献民（1955—），湖南安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史和党建研究。
韶山是毛泽东同志的家乡，韶山精神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韶山人民革命斗争英雄事迹的历史写照和精神凝练，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人们研究韶山精神，已有不少成果。有学者引用毛主席《七律·到韶山》的诗句，把韶山精神概括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它主要体现为“牺牲、奋斗、奉献”。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韶山人民将其进一步发展凝练为“坚定信念、合群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坚定信念是韶山精神的核心灵魂；合群奋斗是韶山精神的显著特征；无私奉献是韶山精神的本质体现；开拓进取是韶山精神的动力源泉。［1］有学者认为：韶山精神，是以“韶山五杰”和毛泽东一家牺牲的六位亲人为主要代表的韶山一大批志士仁人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其灵魂是坚定信念，其核心是敢为人先，其显著特征是合群奋斗，其实质是无私奉献，其活力源泉是开拓进取等。［2］有学者指出：要用唯物史观深入理解韶山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特色，是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联系的。科学地弘扬韶山精神，应当深入理解韶山精神的历史属性，它体现着韶山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3］
前面两种观点所概括的韶山精神基本一致。唐正芒先生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韶山精神，于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体现为“牺牲、奋斗、奉献”，其实当时就包括“坚定信念、合群奋斗、无私奉献、开拓进取”的含义。1937年11月27日，毛泽东从延安写信给韶山人民，指出“唯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合群奋斗”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雏型，又体现着韶山湘潭农民运动的特征。韶宣先生加上“敢为人先”四字，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的政治勇气。虽然两位先生的研究切实地反映出韶山人民革命斗争的精神特质，但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上阐明韶山精神的地位和作用。何干强先生将韶山精神置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展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予以理解，无疑具有更为深入的历史眼光。但却缺乏历史的切入点而展开深入具体的历史论证，难免陷于抽象和空泛。笔者以为应当抓住韶山精神独特的历史表征，即以青年毛泽东于1925年初回乡发动组织农民运动的独特历史贡献，而深入具体地理解韶山精神在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历史转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实事求是地探讨韶山精神的历史指向，故对韶山精神的具体概念略有变动。
一、韶山精神是青年毛泽东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而对中国革命实质、方向和道路的深层思考，是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斗争实践
韶山精神是五四以来青年毛泽东不断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实践精神，是对中国革命的实质、方向和道路深层次思考的理性精神。近代中国一系列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不断激发青年毛泽东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曾服膺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提出“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的“文化改造论”，提倡“大本大源”的唯心主义改造方案。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建党前夕，青年毛泽东又总结自己领导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斗争经验，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所提到的一系列问题，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三本书，而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他于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大会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主张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5］从此以后，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6］。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彻底转变，是青年毛泽东不断总结斗争经验而铸造韶山精神的思想基础。
1924年12月，毛泽东因长期工作劳累而经党中央批准回家乡韶山养病。他继续总结党的“一大”以后自己相继发动组织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粤汉铁路岳阳段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长沙活版印刷工人罢工、衡阳常宁水口山工人罢工等一系列斗争的经验、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兴起的斗争经验以及自己从事国民党上海党部统一战线斗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追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风起云涌、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相继将当时貌似强大且根深蒂固的封建王朝予以推翻的历史事实，认为党的工作重点应当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进而发动组织韶山农民运动。毛泽东率领家乡革命人士创建中共韶山支部、建立党领导农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开办农民夜学、传播文化知识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梭镖队，开展有组织有武装的农民运动；实施平粜谷米、增加雇农工资、减轻租额等一系列逐步提高农民群众思想觉悟的斗争。到1926年底，湘潭县西二区建立30余个乡农民协会，发展会员8200余人，共产党员110余人，成为湘赣农民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毛泽东领导韶山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铸造着韶山精神的三重含义：一是坚定信念、重视农运。毛泽东把中国革命胜利的方向转向农民运动而坚定不移，认为党的工作重点旨在发动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力军。韶山和湘潭农民运动兴起之后，1926年5月，毛泽东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且在序言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5］二是排除万难、合群奋斗。毛泽东强调全党同志都要统一思想认识，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传播于农民运动，且与农民群众同心同德地奋斗到底，使党不为千百万农民群众所抛弃、不为中国革命所抛弃。1927年3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7］国民党右派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党内右倾思想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真正革命的共产党人则应当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三是无私奉献、求实创新。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运动应当无私无畏，努力掌握和运用农民运动的斗争规律，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的斗争规律。当时领导农民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三个结论相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农民群众的三个原则：其一，个体农民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而具有自私、保守、分散、落后且依赖皇权的社会心理和封建习性，难以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而自觉行动，且终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而为历史所淘汰。［8］其二，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可以联合农民而组成工农联盟，但不需要“小块土地所有者”和“小手工业师傅”来入党以混淆党的性质。［9］其三，农民群众天生倾向于资本主义，是故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方针和立场，是迅速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积极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也不要将他们作为民主革命的依靠力量。［10］这就成为当时共产国际和党内右倾领导人忽视乃至制止农民运动壮大的理论依据。然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坚定地说道：共产党人不能说唤起群众而又叶公好龙，要勇敢地接受农民运动的严峻考验，细心地研究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十四件大事”，总结农民运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切实研究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11］，且“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12］，以实现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而唤起千百万农民群众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韶山精神是青年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斗争实践的体现，是将农民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而予以高度重视，以使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韶山精神所指向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实现党的领导与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相互关系如何解决，事关中国革命的实质、方向和道路，而成为毛泽东后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导向。1959年6月，毛泽东时隔三十二年后回到韶山，欣然提笔写下《七律·到韶山》一诗，其中两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将韶山精神提到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历史高度予以肯定。因为韶山精神的实质和核心，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解决好这一根本问题，方能以千百万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胜利。
二、韶山精神所内含的革命道理历经正反两面经验的严峻考验，而成为毛泽东抵制和反对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之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
韶山精神所揭示出的农民问题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乃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式，历经正反两面经验教训的严峻考验。众所周知，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也在逐步深入地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强调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从而将党的先进性质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予以根本区别，将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与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改良性质予以根本区别，从而为全党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认识农民问题奠定理论基础。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而提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纲领，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衔接，进而思考党与农民群众的关系，而为全党重视农民问题开启实践思路。1923年6月，党的“三大”提出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也使共产党人能以国民党的合法名义去发动组织农民斗争。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更加凸显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时正确的理论认识却难以深入彻底，而成为有效的斗争实践。尽管1926年11月，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而计划将湘、粤、鄂、赣的农民运动逐步向全国推开。但共产国际特别是陈独秀本人，却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还缺乏阶级政治意识，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更是满脑子宗法家族思想。激烈过火的农民运动将会严重影响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因此，党应当先帮助国民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然后发展资本主义而使工人阶级成熟壮大，再搞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13］，导致南方数省的农民运动难以成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衔接的关键环节、难以成为共产党人取得民主革命领导权、实施工农联盟和开展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反而因为放弃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权，而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悲惨的失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5］面对强大的反革命武装，以赤手空拳的工人运动，或不能提高农民运动的军事素质，是无法建立革命政权的。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又忽视农民运动对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作用。1927年8月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正确方针。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负责人瞿秋白强调：“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城市暴动做它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政权。”［14］1928年10月以后，李立三成为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又相继强令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攻打附近的中心城市，反对将农民运动作为巩固和壮大弱小革命力量的主要手段。1930年1月上台的王明、博古等人，更是全盘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硬将毛泽东根据韶山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而创建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斥为“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和“富农路线”予以批判和惩罚，且以“山沟里不能出马列主义”而全面否定“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最终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而向西转移。
毛泽东曾严厉批评党内错误路线是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道：党内右倾错误是只要资产阶级而不要农民；“左”倾错误是重视工人阶级而附带地研究农民。他们不要农民，就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中国若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你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15］。这就充分说明：由韶山农民运动和韶山精神所凝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历经革命斗争正反两面经验教训的严峻考验而能始终为毛泽东所坚持是历史的必然。
三、韶山精神所承载的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农民运动一系列关系的斗争指向，是毛泽东于大革命失败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导向
韶山精神所以能够经受起革命斗争正反两面经验的严峻考验，是因为它所承载的如何处理党的领导与农民运动一系列关系问题，事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而又为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所无法解答和无法赋予实践，由此而成为毛泽东继续思考而不断认识的难题。1927年8月12日，毛泽东婉拒瞿秋白要其去上海从事党中央地下工作的要求，由中央任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发动组织秋收暴动。毛泽东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经验，又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而在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讨论秋收暴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数条要求：一是“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二是“暴动的发展是夺取政权”，不能单靠农工武装，要有正规军事力量以“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三是不能单单没收大地主土地，而对中小地主减租减息，“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而非“八七会议”所提土地国有。四是鉴于敌我形势对比的现状，实施全省范围内的秋收暴动不妥，而应集中力量从事湘中地区的秋收暴动。五是组织工农兵苏维埃。［16］
秋收暴动失败之际，毛泽东又以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说服暴动队伍放弃中央要求攻打长沙的命令，以浏阳文家市的转兵而将人数不多的暴动队伍转向敌人力量统治薄弱的湘赣边界山区，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保存和发展力量弱小的革命队伍。转兵途中则实施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班、排建立党的小组，既保证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又奠定以党的基层组织改造暴动队伍农民习气的基础。同时，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为改造旧军队官兵的关系以确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官兵关系而构建群众基础。队伍落脚井冈山之后，毛泽东随即率领暴动队伍恢复井冈山周边永新、茶陵、炎陵等县的党团组织；成立工农革命委员会；建立县、乡、村的各级工农武装而使正规红军、地方武装、乡村赤卫队的三级革命武装连为一体；然后开展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毛泽东不断总结斗争经验，将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要素予以创新发展。以“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方针支撑党领导的湘赣边界农民运动；以制定和实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路线及方针，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解决农民问题的斗争实践逐步深入展开。
“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实质，是以革命运动的方式改造党内外似汪洋大海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使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能够健康发展。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从创建中央苏区和粉碎国民党四次反革命的“军事围剿”，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
首先是以党的建设保证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非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宗法家族政党。党领导农民运动成败与否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落后的农村建设一支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毛泽东以“着重思想建党”为方针展开一系列党的建设的坚强有力的措施。简而言之，思想建党是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组织建党是确立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钢铁纪律；作风建党是确立密切联系群众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风气，藉此以解决党内的宗法家族思想和“土客籍矛盾”，以保持根据地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
其次是以武装斗争改造农民武装为人民军队而非绿林好汉。中国革命只能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而农民群众是武装斗争最为主要的来源和依靠。毛泽东强调武装斗争的根本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容许枪指挥党。要使农民武装成为党领导下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就要加强红军内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使真心实意为工农群众服务成为党和红军的唯一宗旨。为此就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和铁打钢铸的军规军纪体系；构建军队内部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的新型官兵关系；采取红军运动战（亦即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藉以改造红军内部的种种不良习气，使之成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再次是以土地革命改造农民群众的宗法家族意识而确立其阶级政治意识。土地革命是发动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参加中国革命的根本措施，是改造几千年来宗法家族意识和宿命心理的斗争实践。根据地党组织采取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贯彻落实土地革命的路线和分配方式，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尊重中农利益、保护中小工商业者、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既克服狭隘的阶层意识和平均主义，又树立贫下中农的政治地位，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团结一致，为捍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团结奋斗。
最后是以根据地建设培养造就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意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以互助合作的方式组织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政权建设是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参与，而实现工农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文化建设是以“扫盲运动”和各类文化干部学校的创办，以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且培养造就大批工农干部和革命人才；社会建设是以社会保障和优抚措施，首先优抚革命烈士家属和红军家属，然后是各种孤寡疾病的老幼人群。根据地建设深刻地改变着几千年来的“皇权意识”“草民心理”和宗法家族关系，且动员组织千百万工农群众支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性的革命战争。
承载韶山精神的问题意识和斗争实旨的“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终于将农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予以基本解决，将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予以基本解决，将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实质的认识，丰富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也就终于完成韶山精神所赋予的历史职责：即“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领导农民运动是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敢不敢于和能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四、韶山精神上承“红船精神”、下启“井冈山精神”，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中国革命道路实现重大历史转折的中介环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是指党在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为制定和贯彻落实正确的奋斗目标和政治路线而形成的革命品质和精神风貌，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是党领导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艰巨成就的精神引领和支撑，亦是党的先进性质和唯一宗旨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历史写照。例如民主革命时期的红楼精神、先驱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不断深入具体相结合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2014年4月，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由于注重革命精神转折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而没有例举和阐释韶山精神。［17］但笔者认为韶山精神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重大的历史转折之一。
韶山精神向上则全面传承着红船精神。［17］即以“坚定信念、重视农运”而将建党时期“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具体落实为党要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而敢于领导农民运动，使党的先进性质和根本宗旨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相结合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以“排除万难、合群奋斗”而将建党时期“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具体落实为根据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殊性质，而以农民运动为纽带来联结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使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密切结合而脚踏实地以唤起民众；以“无私奉献、求实创新”而将建党时期“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具体落实为以农民运动为绝大多数工农群众忠诚地服务，为整个中华民族忠诚地服务，以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韶山精神向下则全面开启井冈山精神。［17］即以“坚定信念、重视农运”而将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精神，落实发展为井冈山时期“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星火燎原精神；以“排除万难、合群奋斗”而将湖南农民运动党群合力奋斗的精神，落实发展成为井冈山时期“依靠群众、勇于胜利”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奋斗精神；以“无私奉献、求实创新”而将湖南农民运动斗争的经验，落实发展成为井冈山时期“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创新精神。
韶山精神传承与开启的最大历史贡献，是将中国革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和特殊道路融为一体，既使中国革命道路合乎历史规律地由“走俄国人的路”转向“走自己的路”；也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合乎历史规律地由“红船精神”转向“井冈山精神”。每当笔者想起毛泽东同志与党内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错误路线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将当年所竭力铸造的韶山精神、所始终坚持的斗争指向赋予斗争实践，即使多次受到不实批评和严重打击也矢志不渝、愈挫愈勇，披荆斩棘而终于实现“两个转向”，而终于领导全党取得民主革命艰难曲折的伟大胜利，就深感韶山农民运动和韶山精神应当深入开展研究，以唤醒历史的深层感悟。韶山精神筚路蓝缕、浴火重生而发展成为井冈山精神，证明它是当年的“青年毛泽东精神”，是青年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历史开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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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盛况［N］.汉口民国日报，1927-04-05.
［12］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N］.1927-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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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5］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6］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7］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读本（新民主主义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收稿日期］2019-05-25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
【作者简介】谭献民（1955—），湖南安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史和党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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