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作用机制、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作者简介] 王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孔雅茹,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发于《红色文化学刊》2026年第2期第36—44页。
[摘 要] 红色资源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价值,是党和国家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而数字技术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正通过优化红色资源保护形式、赋能红色资源管理模式、创新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为我国红色资源的保护、管理与运用注入了新动能。虽然数字技术在红色资源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但仍面临着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区域联动不足、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条件相对薄弱等诸多现实挑战。为此,在数字技术促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过程中应以保护利用为先、以多元合作为本、以集聚效能为要,形成兼具历史价值与时代活力的数字化保护利用新格局。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物质载体。其中“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红色资源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并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红色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明确指出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数字模式。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提出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的目标。红色资源作为优秀文化资源中承载着独特革命精神、延续着鲜明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完成从“静态保存”到“动态活化”的转变。对红色资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已成为有效增强其保护、开发与利用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必然趋势。
目前,学术界围绕数字赋能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展开了多维探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人工智能、大数据、VR网络虚拟等数字技术,在红色资源的呈现、保护与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既可以使红色资源的呈现形态更加“鲜活”,又能推动红色资源的有效保护与深度开发,并为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传承和保护提供新的途径。然而,在技术落地过程中仍存在难题。有研究以红旗渠档案资源为样本指出,当前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仍面临展示内容单一、复合型人才缺乏、保护意识相对淡薄等现实困境。也有相关研究表明,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仍存在数字化程度不一、数字化开发不足、数字化条件不够等问题。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数字技术深度赋能的可行路径。一方面,通过多方联合、平台搭建、场景构建、产业融合、媒体助力等五个方面推动红色资源的活化与传承。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采集及处理、数字化修复及再现、建立数字资源库等方面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及发展。虽然近年来国内关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现有文献对于数字赋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多聚焦于特定案例或单一环节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场景,能够覆盖多元实践、形成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鉴于此,本文尝试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数字赋能红色资源的作用机制、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旨在为新时代红色资源的创新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验参考。
一、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作用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多次强调红色资源“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新时代红色资源的科学保护、精细管理与创新运用提供了重要契机。
(一)以数字化优化红色资源保护形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从内涵范畴来看,红色资源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重要战役遗址、会议会址、革命故居等物质遗存,也包括与革命人物、事件、会议相关的档案、著作手稿、口述与回忆史料及影音资料等历史文献,还包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等精神文化资源。这类红色资源年代久远、材质易损、分布零散,本身具有较强的脆弱性,保存与管护难度较大。而随着3D扫描和打印、环境监控、数字摄影、激光扫描等数字技术的兴起,为红色资源的长效保护提供了可行路径。
一是高精度还原红色物质遗存。早在200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针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修旧如旧”的原则。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修旧如旧,保留原貌,防止建设性破坏”。红色资源保护亦须遵循这一核心原则,修旧如旧并非简单的“做旧复原”,更强调保持其历史原貌并加强环境监控。数字技术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对于面临损毁风险或因材质特殊难以长期保存的革命遗迹,利用激光扫描、结构光扫描等技术可实现三维数据采集,高精度还原革命遗迹的细节,进而再还原合宜的周边环境和内部陈设,最大程度地助力其永久存档。另一方面,利用红外监测、在线监测等技术,可以实时跟踪监测红色资源所处的环境条件,如环境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及其他关键因素,有效防止红色资源遭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损坏。二是二元保护历史文献资料。红色资源包含大量古籍、档案、文件等珍贵纸质文献,其承载的历史见证、文化传承与档案价值无可替代。然而纸张寿命有限,酸化更是加速纸张老化的关键因素之一。保护这些革命文献刻不容缓,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成为红色文献资料保护的一体两面。一方面,数字技术助力纸质文献的原生性保护。如“近干法”等离子去酸技术等新型技术的出现,显著优化了文献的修复、脱酸流程及馆藏环境控制,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纸质原件的保存年限。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支撑纸质文献的再生性保护。通过缩微复制、仿真复制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对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转化,既减少了文献原件的使用损耗,又大幅提升了文献资料的利用效率。三是价值激活精神文化资源。红色精神与优良革命传统属于非物质性、活态化的红色资源,其保护核心在于“价值激活”而非“物理封存”。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VR/ AR等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不断拓展精神资源的多元保护与传播场景,为红色资源的“价值激活”带来了全新路径。
(二)以平台化赋能红色资源管理模式
科学高效地管理是贯穿红色资源保护与运用全流程的“生命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明确提升文物遗产管理水平的紧迫性。红色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能够系统集成采集、运行与展示管理等核心模块,全面强化文物主管部门规范化、精准化、动态化管理效能,为破解管理难题提供了重要途径。
一是赋能红色资源采集管理模式。红色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能够从认定、定级、建账、建档等四个环节入手,实现红色资源采集的规范化与系统化。在认定环节,针对新发现或需要确认的红色资源,遵循“发现一处、认定一处、保护一处”的原则,完成高精度数字化复刻与入库。在定级环节,基于历史价值、保存状况、教育意义等核心指标实施分级分类,为差异化保护与利用提供依据。在建账环节,对经认定和定级的红色资源进行标准化信息登记与系统录入,形成翔实、准确的红色资源名录总库,实现红色资源总量、分布、属性等基础数据的清晰掌握与动态更新。在建档环节,为每一项红色资源建立专属数字档案,完整记录历史背景、现状、保护历程及利用情况,确保持久存续与高效利用。二是赋能红色资源运行管理模式。红色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在完成红色物质遗存三维建模的基础上,可以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视频监控、物联网等多源感知数据,面向各级文物管理部门、博物馆等主体,搭建建筑结构健康监测、火灾隐患智能识别、安防态势实时感知、游客流量智能预警等功能应用场景,实现对红色资源的安全状态与运营环境的全流程、在线化、智能化监管,有效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同时,依托平台汇聚的各地资源采集、开发利用等数据,管理部门可以实时掌握区域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进度、活化传承成效及游客体验反馈,为优化资源配置、改进管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三是赋能红色资源展示管理模式。针对红色资源空间分布分散的固有难题,红色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能够通过层级化整合策略突破物理局限,提升展示传播效能与公共服务覆盖面。一方面,实现区域内整合展示。同一地区通过构建统一的地域性红色资源数字门户,实现本地区分散资源的虚拟聚合与系统展示,并为公众提供便捷的一站式访问入口。另一方面,实现跨区域协同联动。不同地区可以尝试打破行政壁垒,通过红色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功能互通,联合开发主题化、精品化的“红色云游”线路或虚拟展览,并面向社会提供免费的革命历史展示、红色文献查询等服务,实现红色资源价值发挥最大化。
(三)以立体化创新红色资源开发利用方式
红色资源作为见证革命事迹和传承革命精神的“活化石”,挖掘好、阐释好红色资源的具体内涵,是新时代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的核心要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数字技术推动红色资源不再局限于馆藏档案与实体展陈的静态呈现,而是以更为立体多元的形式走向大众。
一是创新红色资源的开发方式。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凭借其强大的语义解析、知识抽取与关联推理能力,为红色资源的内容开发提供了新的方式。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海量红色档案进行智能化处理,构建融合历史背景、关键人物、事件脉络与精神内涵的红色知识图谱,实现多维度知识的关联融合,有助于全面揭示红色资源背后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依托自然语言生成(NLG)能力,基于结构化知识图谱智能生成个性化叙事内容、交互式教育产品,显著提升红色资源的吸引力与覆盖面,让红色资源在更大程度、更高层次上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创新红色资源的展示方式。以VR、AR以及球幕影院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其核心在于通过高性能计算构建高度仿真的数字孪生环境,使用户能够借助头戴显示器、传感手套、位置追踪系统等交互设备,形成人机反馈闭环,从而深度沉浸于虚拟场景中并与之互动。将这些数字技术与红色资源相结合,一方面,能够精准还原历史旧址风貌与文物细节,让红色资源“有址可寻、有物可看”。另一方面,能够动态呈现历史事件脉络与关键情节,让红色资源“有史可讲、有事可说”。相比传统影音媒介的单向展示,能更有效地使参与者产生“身临其境”的物理在场体验,激发情感共鸣,显著提升对红色资源的理解深度与情感认同。三是创新红色资源的传播方式。媒体技术的迭代升级为红色资源传播方式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作为数智时代的重要传播载体,虚拟数字人通过整合全息影像、动作捕捉、实时渲染等前沿技术,为红色资源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这种多维度实践,突破了传统单向传播的局限,并持续革新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形态。
二、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现实困境
目前,互联网、人工智能、VR/ AR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管理与利用提供了新思路。但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着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区域联动不足导致“孤岛”困境、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条件相对薄弱等现实问题。
(一)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驱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向数字化范式深度转型,但在这一转型进程中,由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权责界定有待厘清以及网络平台的监管机制仍需健全,使得当前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面临现实挑战。
一是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过程中的法律法规迭代落后,阻碍了数字技术与红色文化保护利用的融合共生。一方面,国家对于红色资源保护的法律规定较为零散,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和地方性法规等,对红色物质遗存的保护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对其他量大面广,又不属于以上范围的红色资源,还没有统一的保护法律。如以标语、口号、红色革命精神等为代表的非物质红色资源,以及网络平台中出现的红色资源的保护尚无法可依。另一方面,各地区虽然也出台了地方性法规、政策文件用于保护红色资源,如《上海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报告(2018—2022年)》《贵州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安徽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条例》,但现行法律、地方性法规中有关红色资源、数字技术界定呈现碎片化、标准不一等现象,难以发挥应有作用。二是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的权责界定有待厘清。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涉及多个层面、多方部门。由于对红色资源保护的对象、范围、主体责任归属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加之大量零散资源未划定空间保护单元,导致多层级协同治理体系受到制约。一方面,当数字红色资源损毁或数字技术应用失当时,因责任追溯机制缺位而难以定位问责主体。另一方面,未纳入保护单元的数字红色资源因执行主体悬置陷入管理真空,导致部门协作“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制约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效能的有效释放。三是红色资源网络平台的监管机制仍需健全。红色资源借助数字化传播手段,使得其传播范围愈加广阔。然而,由于红色资源网络平台监督管理机制尚不完善,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也面临挑战。一方面,版权保护制度滞后性凸显。随着数字侵权技术迭代,现有著作权制度难以有效应对数字化保护利用中的内容确权与安全防护需求。另一方面,内容安全防线存在疏漏。由于网络平台的信息审核机制尚不完善,部分用户为博取流量传播低俗化、戏谑化内容,严重影响红色资源保护利用。
(二)区域联动不足导致“孤岛”困境
当前,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仍面临协调性与共享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区域内各相关主体间协同联动不足、各区域间数字平台建设尚未完全互联互通,致使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容易陷入“孤岛”困境。一方面,区域内各主体间协同联动不足。红色资源数据平台的搭建涉及文化机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多个主体,而各地红色资源分布不均、相关责任主体和体制机制不清晰,造成红色资源缺乏日常维护和管理、数字化进程缓慢等问题出现。一是,各文化机构内部合作不够紧密。虽然目前各地都已推出“红色云展厅”“红色资源在线”等数字平台,但其中涉及的红色资源总量有限,且多局限于基础图文介绍,缺乏档案文献、口述史等深层资源以及区域内各地特色红色资源整合。二是,文化机构与企事业单位联动不够密切。企事业单位在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中发挥着特殊作用,但在实际过程中,文化机构与企事业单位的合作交流较少,阻碍红色资源向更高层次的数字化发展。如现有数字平台普遍存在“重展示轻交互”倾向,监管追踪、智能解说、用户共创等关键功能开发率相对较低,难以坚实支撑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仍需企事业单位与文化机构通力合作。另一方面,各区域间数字平台建设尚未完全实现互联互通。由于红色资源地理分布固有的时空离散性,以及各地区间技术应用水平不同,导致各地红色资源数字化平台建设开发呈现分散化、差异化特征。先进地区形成数据集聚优势,而欠发达区域存在数字鸿沟,最终表现为平台数据标准互斥、接口协议缺失、共享机制空转,无法构建全域贯通的红色数字资源网络。
(三)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条件相对薄弱
当前红色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展示与传播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在技术、人才与产业融合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整体推进。
第一,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技术应用相对滞后。一是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开发进程仍处于初级阶段。多数地区仍依赖摄影扫描、基础三维建模等传统技术进行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受限于成本约束与人才匮乏,人工智能、VR/ AR、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欠发达地区渗透率相对较低。二是红色资源数字化的内容展示与交互方式不够丰富。当前的数字化展示中,大多数革命纪念馆普遍停留于扫码导览等基础应用,5G、VR、数字孪生技术等深度交互技术覆盖率低,整体上的交互体验还不够丰富和深入。如北京市统计局对全市18家革命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问卷调研,发现只有27.8%的调研对象应用了AR导览,16.7%应用了裸眼3D体验、信息化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三是红色资源数字化传播的创新性效能不足。当前革命文物数字化应用主要集中于博物馆、纪念馆等实体场所,囿于空间的局限性,一方面,多数数字化成果的呈现形式雷同,内容设计重复,普遍缺乏基于地域特色的独特表达。另一方面,数字化开发未能充分实现创造性转化。如截至2024年7月31日,在博物馆官方媒体平台和相关报道中,共统计只有19位博物馆虚拟数字人形象,创新载体的开发相对滞后。第二,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一方面,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人才供给不足。安永与华为联合发布的《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指出,到2025年我国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人才数量缺口将超2000万,整体供需缺口呈持续扩大的趋势,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的人才供给不足情况突出。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主要依靠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兴技术,新兴技术领域专业人才稀缺,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数字化需求。另一方面,现有专业人员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不足。红色资源大都集中在革命老区和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人才引进相对困难。负责红色资源旧址管理工作的人员大部分是当地村委会的兼职人员或老人,专业或专职的数字化保护与应用人才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色资源挖掘、保护与利用的实效。难以有效应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第三,数字化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产业融合发展不足。红色文化资源大都集中在革命老区和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效益的问题更值得关注。而提升其经济效益,更需要聚焦产业创新而非简单商业化。然而,目前我国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的产业融合发展,主要侧重红色教育、旅游等传统领域,未能深度对接数字经济、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且缺乏与民俗文化、非遗项目、古村落、观光农业等地域要素的有机整合。大多数地区以单一的红色文化点为核心,尚未构建“点、线、带、片”多层级贯通的保护利用网络,制约整体效能释放。
三、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优化路径
数字技术为加快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撑,必须以保护利用为先、以多元合作为本、以集聚效能为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助力作用,优化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精细化管理与创新性利用的发展路径。
(一)以保护利用为先,健全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体制机制
红色文化资源是党和国家的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其保护与传承直接关系国家文化安全、民族精神延续。然而,当前红色资源保护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必须通过强化立法保护以及健全权责明晰制度、网络平台监管制度,为红色基因的永续传承构建坚实的制度保障。
一是强化立法保护红色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在数字化背景下,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不仅包括实体保存,更应涵盖其数字形态的规范管理。必须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在法治的指引和约束下运行。在国家立法层面,尽快启动国家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作,科学界定红色资源的含义和范围,明确红色资源的保护类别,并将未认定的数字红色资源分级分类纳入。在地方立法层面,各地应结合地方红色资源发展需要,可以选取确实有代表性的红色资源作为立法对象,尤其应鼓励对数字化红色资源建设与共享机制进行先行先试。同时,应推动建立红色资源数字化标准体系,完善数据接口与共享协议,破除“数据孤岛”。制定促进红色文化资源旅游、资金保障等配套法规,解决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公益属性和私益属性的冲突。二是健全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的权责明晰制度。制度是组织运行的基础,是在保护利用过程中,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首先,应明确各主管部门在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中的主体责任与监管职责,建立基于数字化管理平台的目标责任制及配套考核评价机制,并对数据篡改、资源滥用等数字化过程中的违法行为明确法律责任。其次,依托统一数字平台,健全红色资源的数字化普查、电子登记、动态建档、分类目录与智能识别认定制度,逐步构建红色资源数字图谱,并依法划定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红线范围。此外,要依据数字红色资源的价值与风险等级实施分层分类分级重点保护,形成系统长效的数字化保护机制。最后,建立数字保护员制度,明确其在数据巡检、资源维护、权限管理等方面的职责,通过法规明确数字化保护利用的宗旨、原则、主管部门及权责边界,优化数字管理架构,推行全流程责任制,并设立数字化禁止行为条款,防范技术滥用与资源侵害。三是建立红色资源网络平台监管制度。在版权保护领域,需加快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专项法规,明确红色资源数字化的确权标准与侵权认定细则,同时引入区块链存证技术,建立全流程溯源体系。通过分布式账本记录资源创作、修改、传播的完整链条,有效应对深度伪造等技术侵权行为。在内容安全风险部分,应构建“智能审核”的防护机制,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建立红色文化专属语料库,对戏谑化、污名化表述进行语义特征识别。在网络安全层面,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建立红色资源数据库等级保护制度,通过零信任架构实现访问权限动态管控,部署基于人工智能的行为分析系统实时监测异常操作,同时与网信部门、网络安全企业建立应急响应联盟,制定黑客攻击事件的标准处置流程,形成技术防护、风险预警、危机处置的全链条安全闭环。
(二)以数字协同为本,强化部门合作、区域联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亦是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政府内部部门合作、政企合作以及跨区域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数字化发展。
一是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跨部门协同创新平台。该平台通过整合文化旅游、教育、科技、财政等职能部门力量,定期举行会议,共享各自利用数字技术保护、管理与利用红色资源的进展和挑战,从而进行协同工作。在资源整合层面,通过平台内部的红色资源数字化项目库,实现文物信息、技术需求与资金预算的精准匹配。在技术赋能层面,平台直接建立需求清单和技术清单,由科技部门针对文化相关部门提出的保护难题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在能力建设层面,设立跨部门培训模块,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演练等方式提升从业人员数字化素养。二是建立政府、高校、企业合作的协同工作机制。建立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利用联盟,由政府搭建对接平台,统筹文化资源供给与技术需求匹配。一方面,政府可联合科技企业成立专项实验室,聚焦虚拟现实旅游、全息投影展览等前沿领域,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明确企业技术投入与政府资料共享的双向义务,同时配套税收减免、研发补贴等政策工具包,对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企业给予市场准入优先权。另一方面,政府应与高校共建红色资源数字化研究院,设立重大攻关专项支持数字孪生、区块链存证等关键技术研发,以及红色资源内容挖掘,并通过“揭榜挂帅”机制选拔优秀科研团队,为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注入持续创新动能。三是跨区域帮扶形成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合作新模式。在顶层设计层面,制定红色资源数据采集、存储、传输的统一技术标准,破解因标准互斥导致的“数据孤岛”困境。在平台共建层面,借鉴上海“红途”平台经验,技术先进地区建设全国红色资源数字云平台,通过人工智能大模型、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实现全国1600家革命场馆的档案数据实时互通,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平台支持。在技术帮扶层面,由东部地区向西部革命老区输出人工智能大模型、三维建模、全息投影等核心技术,如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的数字化方案借鉴到黔北革命根据地,通过“技术包+培训团”模式提升欠发达地区数字化能力。这种模式既能发挥东部地区的技术集聚优势,又能激活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最终构建起“东技西输、西数东用”的良性循环。
(三)以集聚效能为要,推动红色资源的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护好、利用好红色资源,推动红色资源的创新性发展,指出要“着力打造高质量精品展陈,增强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生动传播红色文化”。着力打造精品展陈、生动传播红色资源,关键在于技术、人才和发展资源的集聚,只有将技术革新、人才驱动与资源整合有机统一,才能推动红色资源从静态保护向动态传承转型,从单一展示向多维体验升级,最终形成兼具历史价值与时代活力的数字化保护利用新格局。
一是推进技术集聚,构建全域覆盖的数字化技术支撑体系。在技术研发层面,设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重点突破高精度三维建模、全息投影、智能修复算法等关键技术,推动5G、VR/AR、数字孪生技术向革命老区普及。在技术转移层面,建立“东技西输”帮扶机制,由北京、浙江、广东等数字强省向赣南、黔北等革命老区输出成熟技术方案。在技术应用层面,建设全国红色资源数字云平台,打通长三角与川陕革命老区之间的数字通道,为全国红色资源的系统性保护提供可持续的数字化解决方案。二是推动人才集聚,打造复合型专业化人才梯队。在供给端,高校增设“红色资源数字化保护”交叉学科,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课程与党史学习教育、文物修复实践相结合,重点培养既懂技术又通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在培育端,建立“革命老区人才特训计划”,由东部高校在江西、陕西等地设立实训基地,通过“订单式”培养为当地输送专职数字化保护人才,同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远程培训,缓解革命老区人才引进难题。另外,还需特别关注基层管理人员能力提升,通过建立“数字保护员”认证制度,将村委会兼职人员转化为具备基础数字化操作能力的专业队伍。三是促进发展资源集聚,构建跨领域融合创新网络。在空间维度上,参照全国红色资源文化机构的分布特征,建立“点、线、带、片”的四级保护利用网络。如以瑞金、遵义等核心点为支点,串联长征路线等线性资源,形成覆盖革命老区的文化带,最终构建跨省域的红色文化片区。在产业维度上,推动红色资源与数字经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如开发红色文创数字藏品,建设“红色文旅+生态农业”示范区。在要素维度上,建立红色资源与自然生态、非遗项目的联动机制,如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周边整合客家土楼建筑群与红色文化,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多要素虚拟融合。这种资源集聚模式不仅能提升经济效益,更能通过创造性转化让红色资源焕发时代价值,真正实现从“保护为主”向“活化利用”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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