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决生死，井冈山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灯塔
在国内创业圈，一直有一句半开玩笑的戏言，回溯历史，中国共产党可谓古今中外“最牛创业团队”；从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刚成立时的13个人，一路筚路蓝缕，历经磨难，最终成为影响和主导中国社会革命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核心力量，演变至今，已经成为聚合超过9000万社会精英组成的中国执政党。
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业历程，却要从1927年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算起。
因为，如果说在此之前，都只是在摸索和试错创业的方向与模式，都只是在模仿别人和依附于他人的话。那么，从井冈山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第一次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和革命路径，第一次明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理念实施体系，也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第一次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中国革命与国家命运的领路人。
简言之，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色革命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究竟要向何处去”的战略定位问题。
而井冈山也因此才成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火种，从井冈山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工农红色革命才真正踏上了一条”星火燎原“，翻天覆地的创业征程。
但井冈山究竟做对了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吗？放到历史的当下，井冈山和井冈山代表的红色革命的历史，又究竟对今天的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有着怎样深刻的启示？
这是“这里有光”孵化的第一个深度内容项目《红色创业史》尝试探寻和希望回答的问题。
即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用今天更熟悉更普世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认同的创业视角和创业语言，去重新触摸和解读那段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数亿人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红色历史的历史真相，看看作为一个“草根创业者”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前景晦暗不明，方向模糊不清，社会矛盾交织的历史时刻，究竟做对了什么，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是如何作出了这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选择，又是如何把这个战略坚持到底的？
《红色创业史》会以创业的视角，从战略定位、品牌宣传、模式打造、组织管理、文化塑造、领导风范、价值引领等多个维度，以严肃的历史事实为支撑和依据，深入解读和剖析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出发，力挽狂澜、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创业历史，解析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以一己之力，汇聚人心，革故鼎新，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成就了一番旷古烁今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旷古绝今的伟大创业团队。
站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大变局的时代，面对现实的种种困惑与迷茫，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溯那段红色历史的时候，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创业者走过的心路历程，和他们沉淀的创新实践经验，即使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今天这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创业者和创新者而言，依然具有特殊的现实启示意义和意味深长的历史价值。
位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平均海拔1000多米，这里峰峦叠嶂，地势险峻，常年云遮雾绕、气象万千。特别是位于茨坪西北的黄洋界，海拔1343米，风光秀美，如果再仔细观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红军时代留下的战壕，还有羊肠似的红军挑粮小道。阵阵松涛吹过，让人心旷神怡，精神与思想会不自觉的游离到当年的那段红色峥嵘岁月。
但即使拿今天的视野去审视，井冈山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和决定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命运的关键战略选择，成为后来响彻华夏的红色摇篮，依然有许多令人疑惑不解的历史谜团。
比如，井冈山山高路险，土地资源贫瘠，自古人口不满两千，产粮不过万担，何以能养活毛泽东带领的1000多人的红军队伍，成为孵化红色革命精英的最大摇篮，仅从井冈山走出的开国将帅就有55名，十大元帅出自井冈山的，就有5名？
比如，对于毛泽东想上井冈山落草的意图，原来的“山大王”袁文才原本是一口拒绝，明确表态，“弊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毛泽东又是如何说服袁文才，把红军坚持带上了井冈山？
比如，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这段革命岁月里，红军可谓物资匮乏，朝不保夕，势单力薄，而且内部矛盾纷争不断；在短短两年四个月时间里，就牺牲了近4.8万名英烈，平均每天牺牲60人；如此惨烈而巨大的风险，是靠什么坚持了下来，成为中国红色革命暗夜里的一盏明灯，最终走出井冈山，让红色革命的火种星火燎原？
比如，在朱毛会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连当时共产党内部都无法理解井冈山上的工农红军，甚至跟反动军阀一样，把他们戏称为朱毛怪物，但他们到底怪在哪里？为什么会被视为怪物？又是如何在多次围剿和内耗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最终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这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和革命信仰去简单解释和回答，而是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矛盾，甚至从人性与人心的本质去理解，才能看清楚，当时的井冈山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旗帜和灯塔，为什么会诞生独特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方法，为什么会为处于低潮和暗夜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与希望？
那是1927年，一个晦暗不明，矛盾交织，阴霾笼罩的历史巨变的前夜。
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美国正经历一战后，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繁荣，“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汽车、电气、石油、房地产等技术与产业拉动的经济增长，让美国一跃成为一战后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史称“柯立芝繁荣”。
但巨大的危机也潜伏在金钱狂欢制造的经济泡沫之中。仅仅两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全球工业经济体系崩溃，大规模失业，直接把人类文明拖入了第二次世界战争。
而1927年的中国，也正处于一个风雷激荡，波诡云谲的历史转折点。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制，但从西方舶来的民主政体，并未给国家带来振兴的希望，反而导致整个中国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陷入地方军阀割据，神州动荡，山河破碎，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危局。
从1926年开始的北伐，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苏联扶持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动的第二次国民革命，希望能扫平国内军阀，重建中央集权，完成国家统一，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容共“的革命方针，却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和左右两派的分裂，并最终在1927年演变成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马日事变”和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清除共产党的政治事变，又随即引发了江西“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军事斗争。
国共两党的分裂，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局势，推入到一种更加复杂尖锐、社会撕裂的矛盾冲突之中，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因此变得更加曲折迷茫。
那是一个奉西方文明为尊的时代。被西方工业文明强行拉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外有列强纷争，经济压迫，市场争夺，产品倾销，内有军阀割据，丧权辱国，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一种行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和焦虑不安萦绕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无数身负家国荣辱的知识精英和热血青年，都在叩问和求索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与未来方向。
但彼时，受西方思想与革命理论的影响，当时想要救国救民的中国革命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注意力和关注度更多集中在社会精英聚集，利益矛盾集中，权力与资源也相对集中的大城市；把革命的战略方向，也仿效西方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模式，放到了对城市资源与控制权的占领与争夺上。
所以，没有人会想到远离城市，位于湘赣边区的井冈山和它所代表的中国偏僻乡村，会成为后来影响和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与战略方向的关键。
彼时，对于湖南乡间发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仿效城市民主革命，组建农会反抗地主豪绅，平均地权的农民运动，国内的精英阶层，包括主导中国革命方向的国共两党的领袖精英们，也都大多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颇有微词。
只有当时年纪还不到35岁，声名尚不显赫，一介书生的毛泽东，选择从城市繁华的汉口回到湖南乡间，用32天的时间，对当时发生在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做了一个深度调查，写成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度调查报告。
正是这篇深入实地的深度调查，改变了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帮助他跳出了西方政治革命与苏俄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空想，看到了中国革命最本质的社会矛盾与现实冲突，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真正的方向与希望；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写道，“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层那里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纠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但这篇深度调查报告并没有改变国共北伐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也没有改变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和反革命政治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以武装夺取中心城市为反击策略的革命斗争策略与革命方向。
直到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失败，无处可去的革命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井冈山和它代表的中国偏远乡村，才被历史推到了一群陷入彷徨的中国革命者的面前。
1927年，一支革命的败军之旅走入绝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焦虑与迷茫。刚刚起义不久，它就遭遇了连续失利和官兵叛逃，整支军队从四五千人迅速减员到不足千余人，连最高军事长官都牺牲了，还面临四面包围而来的反动军阀的围追堵截，危在旦夕的整支部队究竟何去何从，未来的方向与革命的希望在哪里，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片绝望与迷茫。
危急时刻，一个年轻的书生站了出来，此前从未带兵打过仗的他，向一群历经战火的老兵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说服所有人放弃继续攻打城市，与敌人争夺核心资源的战略目标，转头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乡村山区走去。
但走向哪儿，去往哪里，才有生机？这个年轻的书生当时也不知道。他只是敏锐的洞察到，继续照搬模仿西方的城市革命模式，在城市组织罢工游行和革命起义，鼓动受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工人、市民和军阀士兵起来反抗，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受剥削压迫的生存现状，反而因为阶层利益的固化，社会资源的贫富分化，导致掌控城市核心资源、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势力更加强大，而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很难实现革命力量的生存、突破与成长。
在此之前，他对发生在湖南乡村的农民运动做了深入调查，写出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深度调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和战略方向，不是模仿西方模式搞城市革命，而应该是“从根本上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战略思想。
但当时没有人听他的。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甚至因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担心“拿出去，会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无法在中央核心期刊上继续刊发。
而早在决定革命起义的”八七会议“结束时，曾经做过国民党中宣部长的他，面对时任党中央革命领袖瞿秋白邀请他去上海总部工作的机会，他直接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愿去高楼大厦坐办公室，“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于是，他自作主张，改变了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城的中央决议，带领残存的革命军队向远离城市的湘赣边区走去，一边走，一边思考，这支部队到底要走向哪里，面对国民党叛变革命，新旧军阀的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方向、希望与未来究竟在哪里？
那是一个人心最焦虑迷茫的时代，也是一个阶层分化、贫富分化、层层阶级压迫最深刻的时代。
他曾在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详细描述过当时的社会阶层状况：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这些社会矛盾与社会现象如果总结起来，有什么根本问题的话就是，这是一个“人人自私自利，恶性竞争，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资源恶性竞争，人们为生存相互剥削掠夺，为达目的不讲规则，不择手段，人吃人的丛林社会”。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社会生存环境下，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和安定感，每天除了生存而挣扎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也找不到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这也是他真正想要去改变的。他要改变这种资源恶性竞争，人人自私自利，人与人不平等甚至相互剥削压迫的丛林社会，给予每个人安全感和安定感，建构一个人人平等，相互理解、尊重，彼此帮助而不是相互伤害，利益竞争博弈的理想社会。
于是，在暂时还看不见希望和落脚点的生存突围路上，为了凝聚迷茫的人心和军心，为了让军队士兵能看到革命的目标、价值与意义，愿意继续跟着走下去，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军队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他首先明确了军队的定位：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为战略目标和价值使命的红色革命队伍；
其次，又根据部队的现实情况，坚决革除了“军饷雇佣制”的旧军队模式，确立了官兵平等，人人按需分配的军队民主制度，成立了下级可监督上级的士兵委员会，首先从军队做起，告别传统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跟旧式军队模式和军阀习气一刀两断，从此，士兵不再是为了生存，拿钱卖命，红军中也不再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军事长官”，只有一视同仁，身先士卒，与士兵打成一片的“红军指战员”。
为了贯彻执行“官兵平等、人人平等，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理想，他又改革了原来国民党在军队的组织模式和制度架构，让原来只设在军队高层的党组织（支部），以党代表的形式深入连队，跟基层士兵打成一片，时时宣传“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一起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主张。
党代表率先垂范，吃苦在前，平时关怀士兵，战时冲锋一线。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军队“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价值引领，让每个人都明白了我是谁，我到底为谁革命。
从而让工农红军真正拧成一股绳，成为了一支上下齐心，团结一心，共同为了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道，追求和实现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共同奋战的“人民革命军队”。
经过三湾改编，虽然当时军队前行的方向还不清晰，还不知道最后到底要走向哪里，但每个人内心都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真正价值与意义，人心和军心也因此稳定下来。
此后，因为偶然获得的一个消息，他获知了井冈山有一支“占山为王”的绿林队伍，便拉着这支经过整编的革命队伍走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改变丛林社会，打造一个理想新社会的社会实验。
自此，一段“星火燎原”的红色创业史拉开了历史帷幕，消灭人性自私，人人平等的井冈山也在那个尔虞我诈，丛林竞争，人人相食的时代，犹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明星，照亮了整个时代，点亮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光芒与希望；
而他也一步步走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央，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思想与精神领袖，写下了属于那一代人的历史传奇，在那个血火峥嵘的年代留下了一段顶天立地，开天辟地，打碎旧世界，开辟新世界，荡气回肠的人类文明史歌一直传唱至今。(本文转载自互联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但中国共产党真正的创业历程，却要从1927年毛泽东创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算起。
因为，如果说在此之前，都只是在摸索和试错创业的方向与模式，都只是在模仿别人和依附于他人的话。那么，从井冈山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第一次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和革命路径，第一次明晰了中国革命自己的思想方法和理念实施体系，也是中国红色革命的领袖——毛泽东第一次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为中国革命与国家命运的领路人。
简言之，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色革命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究竟要向何处去”的战略定位问题。
而井冈山也因此才成为了中国红色革命的历史火种，从井冈山开始，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工农红色革命才真正踏上了一条”星火燎原“，翻天覆地的创业征程。
但井冈山究竟做对了什么？它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吗？放到历史的当下，井冈山和井冈山代表的红色革命的历史，又究竟对今天的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有着怎样深刻的启示？
这是“这里有光”孵化的第一个深度内容项目《红色创业史》尝试探寻和希望回答的问题。
即跳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用今天更熟悉更普世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认同的创业视角和创业语言，去重新触摸和解读那段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数亿人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红色历史的历史真相，看看作为一个“草根创业者”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前景晦暗不明，方向模糊不清，社会矛盾交织的历史时刻，究竟做对了什么，解决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是如何作出了这样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选择，又是如何把这个战略坚持到底的？
《红色创业史》会以创业的视角，从战略定位、品牌宣传、模式打造、组织管理、文化塑造、领导风范、价值引领等多个维度，以严肃的历史事实为支撑和依据，深入解读和剖析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井冈山出发，力挽狂澜、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创业历史，解析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以一己之力，汇聚人心，革故鼎新，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成就了一番旷古烁今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成就了一个旷古绝今的伟大创业团队。
站在今天这个全球化大变局的时代，面对现实的种种困惑与迷茫，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溯那段红色历史的时候，毛泽东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创业者走过的心路历程，和他们沉淀的创新实践经验，即使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今天这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创业者和创新者而言，依然具有特殊的现实启示意义和意味深长的历史价值。
位于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平均海拔1000多米，这里峰峦叠嶂，地势险峻，常年云遮雾绕、气象万千。特别是位于茨坪西北的黄洋界，海拔1343米，风光秀美，如果再仔细观察，依稀可以看到当年红军时代留下的战壕，还有羊肠似的红军挑粮小道。阵阵松涛吹过，让人心旷神怡，精神与思想会不自觉的游离到当年的那段红色峥嵘岁月。但即使拿今天的视野去审视，井冈山为什么会成为影响和决定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命运的关键战略选择，成为后来响彻华夏的红色摇篮，依然有许多令人疑惑不解的历史谜团。
比如，井冈山山高路险，土地资源贫瘠，自古人口不满两千，产粮不过万担，何以能养活毛泽东带领的1000多人的红军队伍，成为孵化红色革命精英的最大摇篮，仅从井冈山走出的开国将帅就有55名，十大元帅出自井冈山的，就有5名？
比如，对于毛泽东想上井冈山落草的意图，原来的“山大王”袁文才原本是一口拒绝，明确表态，“弊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毛泽东又是如何说服袁文才，把红军坚持带上了井冈山？
比如，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这段革命岁月里，红军可谓物资匮乏，朝不保夕，势单力薄，而且内部矛盾纷争不断；在短短两年四个月时间里，就牺牲了近4.8万名英烈，平均每天牺牲60人；如此惨烈而巨大的风险，是靠什么坚持了下来，成为中国红色革命暗夜里的一盏明灯，最终走出井冈山，让红色革命的火种星火燎原？
比如，在朱毛会师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连当时共产党内部都无法理解井冈山上的工农红军，甚至跟反动军阀一样，把他们戏称为朱毛怪物，但他们到底怪在哪里？为什么会被视为怪物？又是如何在多次围剿和内耗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打越强，最终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这不能仅仅从意识形态和革命信仰去简单解释和回答，而是必须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制度与社会矛盾，甚至从人性与人心的本质去理解，才能看清楚，当时的井冈山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红色革命的旗帜和灯塔，为什么会诞生独特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方法，为什么会为处于低潮和暗夜中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行的方向与希望？
那是1927年，一个晦暗不明，矛盾交织，阴霾笼罩的历史巨变的前夜。
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美国正经历一战后，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繁荣，“小政府，大市场”的自由市场经济，汽车、电气、石油、房地产等技术与产业拉动的经济增长，让美国一跃成为一战后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史称“柯立芝繁荣”。
但巨大的危机也潜伏在金钱狂欢制造的经济泡沫之中。仅仅两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全球工业经济体系崩溃，大规模失业，直接把人类文明拖入了第二次世界战争。
而1927年的中国，也正处于一个风雷激荡，波诡云谲的历史转折点。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帝制，但从西方舶来的民主政体，并未给国家带来振兴的希望，反而导致整个中国失去了中央政府的权威，陷入地方军阀割据，神州动荡，山河破碎，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危局。
从1926年开始的北伐，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与苏联扶持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动的第二次国民革命，希望能扫平国内军阀，重建中央集权，完成国家统一，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容共“的革命方针，却在国民党内部引发了巨大的意见分歧和左右两派的分裂，并最终在1927年演变成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长沙“马日事变”和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清除共产党的政治事变，又随即引发了江西“南昌起义”、湖南“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反击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军事斗争。
国共两党的分裂，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局势，推入到一种更加复杂尖锐、社会撕裂的矛盾冲突之中，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因此变得更加曲折迷茫。
那是一个奉西方文明为尊的时代。被西方工业文明强行拉入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外有列强纷争，经济压迫，市场争夺，产品倾销，内有军阀割据，丧权辱国，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一种行将“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和焦虑不安萦绕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无数身负家国荣辱的知识精英和热血青年，都在叩问和求索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与未来方向。
但彼时，受西方思想与革命理论的影响，当时想要救国救民的中国革命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注意力和关注度更多集中在社会精英聚集，利益矛盾集中，权力与资源也相对集中的大城市；把革命的战略方向，也仿效西方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模式，放到了对城市资源与控制权的占领与争夺上。
所以，没有人会想到远离城市，位于湘赣边区的井冈山和它所代表的中国偏僻乡村，会成为后来影响和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与战略方向的关键。
彼时，对于湖南乡间发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仿效城市民主革命，组建农会反抗地主豪绅，平均地权的农民运动，国内的精英阶层，包括主导中国革命方向的国共两党的领袖精英们，也都大多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颇有微词。
只有当时年纪还不到35岁，声名尚不显赫，一介书生的毛泽东，选择从城市繁华的汉口回到湖南乡间，用32天的时间，对当时发生在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做了一个深度调查，写成了一篇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深度调查报告。
正是这篇深入实地的深度调查，改变了毛泽东对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帮助他跳出了西方政治革命与苏俄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空想，看到了中国革命最本质的社会矛盾与现实冲突，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真正的方向与希望；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写道，“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层那里听到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纠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他们面前接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但这篇深度调查报告并没有改变国共北伐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也没有改变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和反革命政治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起以武装夺取中心城市为反击策略的革命斗争策略与革命方向。
直到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失败，无处可去的革命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井冈山和它代表的中国偏远乡村，才被历史推到了一群陷入彷徨的中国革命者的面前。
1927年，一支革命的败军之旅走入绝境，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焦虑与迷茫。刚刚起义不久，它就遭遇了连续失利和官兵叛逃，整支军队从四五千人迅速减员到不足千余人，连最高军事长官都牺牲了，还面临四面包围而来的反动军阀的围追堵截，危在旦夕的整支部队究竟何去何从，未来的方向与革命的希望在哪里，一时间，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片绝望与迷茫。
危急时刻，一个年轻的书生站了出来，此前从未带兵打过仗的他，向一群历经战火的老兵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说服所有人放弃继续攻打城市，与敌人争夺核心资源的战略目标，转头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乡村山区走去。
但走向哪儿，去往哪里，才有生机？这个年轻的书生当时也不知道。他只是敏锐的洞察到，继续照搬模仿西方的城市革命模式，在城市组织罢工游行和革命起义，鼓动受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工人、市民和军阀士兵起来反抗，并不能真正改变他们受剥削压迫的生存现状，反而因为阶层利益的固化，社会资源的贫富分化，导致掌控城市核心资源、不愿放弃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势力更加强大，而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很难实现革命力量的生存、突破与成长。
在此之前，他对发生在湖南乡村的农民运动做了深入调查，写出了一篇震撼人心的深度调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和战略方向，不是模仿西方模式搞城市革命，而应该是“从根本上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战略思想。
但当时没有人听他的。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甚至因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担心“拿出去，会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无法在中央核心期刊上继续刊发。
而早在决定革命起义的”八七会议“结束时，曾经做过国民党中宣部长的他，面对时任党中央革命领袖瞿秋白邀请他去上海总部工作的机会，他直接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愿去高楼大厦坐办公室，“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于是，他自作主张，改变了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城的中央决议，带领残存的革命军队向远离城市的湘赣边区走去，一边走，一边思考，这支部队到底要走向哪里，面对国民党叛变革命，新旧军阀的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方向、希望与未来究竟在哪里？
那是一个人心最焦虑迷茫的时代，也是一个阶层分化、贫富分化、层层阶级压迫最深刻的时代。
他曾在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详细描述过当时的社会阶层状况：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
这些社会矛盾与社会现象如果总结起来，有什么根本问题的话就是，这是一个“人人自私自利，恶性竞争，两极分化，严重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资源恶性竞争，人们为生存相互剥削掠夺，为达目的不讲规则，不择手段，人吃人的丛林社会”。
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社会生存环境下，每个人都没有安全感和安定感，每天除了生存而挣扎外，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也找不到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这也是他真正想要去改变的。他要改变这种资源恶性竞争，人人自私自利，人与人不平等甚至相互剥削压迫的丛林社会，给予每个人安全感和安定感，建构一个人人平等，相互理解、尊重，彼此帮助而不是相互伤害，利益竞争博弈的理想社会。
于是，在暂时还看不见希望和落脚点的生存突围路上，为了凝聚迷茫的人心和军心，为了让军队士兵能看到革命的目标、价值与意义，愿意继续跟着走下去，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军队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他首先明确了军队的定位：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以“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为战略目标和价值使命的红色革命队伍；
其次，又根据部队的现实情况，坚决革除了“军饷雇佣制”的旧军队模式，确立了官兵平等，人人按需分配的军队民主制度，成立了下级可监督上级的士兵委员会，首先从军队做起，告别传统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跟旧式军队模式和军阀习气一刀两断，从此，士兵不再是为了生存，拿钱卖命，红军中也不再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军事长官”，只有一视同仁，身先士卒，与士兵打成一片的“红军指战员”。
为了贯彻执行“官兵平等、人人平等，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理念和革命理想，他又改革了原来国民党在军队的组织模式和制度架构，让原来只设在军队高层的党组织（支部），以党代表的形式深入连队，跟基层士兵打成一片，时时宣传“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一起为天下穷苦人打天下”的革命主张。
党代表率先垂范，吃苦在前，平时关怀士兵，战时冲锋一线。通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立了军队“人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价值引领，让每个人都明白了我是谁，我到底为谁革命。从而让工农红军真正拧成一股绳，成为了一支上下齐心，团结一心，共同为了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道，追求和实现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共同奋战的“人民革命军队”。
经过三湾改编，虽然当时军队前行的方向还不清晰，还不知道最后到底要走向哪里，但每个人内心都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真正价值与意义，人心和军心也因此稳定下来。
此后，因为偶然获得的一个消息，他获知了井冈山有一支“占山为王”的绿林队伍，便拉着这支经过整编的革命队伍走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改变丛林社会，打造一个理想新社会的社会实验。
自此，一段“星火燎原”的红色创业史拉开了历史帷幕，消灭人性自私，人人平等的井冈山也在那个尔虞我诈，丛林竞争，人人相食的时代，犹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明星，照亮了整个时代，点亮了一个黑暗时代的光芒与希望；
而他也一步步走上中国革命的历史舞台中央，成为引领中国革命的思想与精神领袖，写下了属于那一代人的历史传奇，在那个血火峥嵘的年代留下了一段顶天立地，开天辟地，打碎旧世界，开辟新世界，荡气回肠的人类文明史歌一直传唱至今。(本文转载自互联网，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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