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历史考察
“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1］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没有被杀绝，而是积极地开展统战工作，利用各种统战策略与主张，赢得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光辉典范，是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学界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一是有学者对袁、王绿林队伍、土客籍和宗教人员等单个统战对象进行研究；二是有学者研究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经验启示；三是有学者对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失误和教训进行阐释。鉴于此，本文对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开展的动因、策略、成效进行系统探析，以期深化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理论研究和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提供借鉴。
一、井冈山时期中共进行统战工作的动因分析
如何维持组织的生存、发展，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获得公众的认可、信任，是井冈山时期党的统战工作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一）维持组织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
组织有生存、发展、维持生命的内在需求，这是党有效开展统战工作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组织要有生命。1927年3月起，蒋介石在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先后制造了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一五惨案”“马日事变”等一系列血腥大屠杀，无数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惨遭杀害。7月15日，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31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一些不坚定分子，叛变脱党。［2］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开展统战工作，完全是为了延续组织生命。其次，组织要谋求发展。一个组织要发展，“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3］所以，需要汇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心和力量，向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同时，还要拥有自己强大的人民武装，这是进行统战工作的重要保障。所以，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4］
（二）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的外在需求
中国共产党除了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之外，还有与社会合作的外在社会性需求即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的外在需求。毛泽东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5］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朋友越多就越好，敌人越少就越好。首先，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民族压迫是最大的压迫。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愿被奴役和压迫的人，最大限度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的必要性。近代中国社会，无产阶级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6］若要战胜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反革命力量，就必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然后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
（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客观需求
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着党开展统战工作，要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必要的。1927年9月9日，以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所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平江、浏阳等地爆发了。此时，无论是中共湖南省委还是中共中央，都制定了“本月16日会攻长沙，夺取省城”的战略计划。［7］但是，自秋收暴动之日至第六天，各路部队都陷入困境。毛泽东得知敌我实力差距太大，于是下令部队退出战斗，撤到文家市再议。在这种形势下要保存部队实力，只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因此，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议决定，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摒弃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其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1927年9月26日，毛泽东收到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人送来的密信。信中说：“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8］这封密信对秋收起义部队引兵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导向作用。此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动派大多聚集在中心城市，农村是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区域，这就为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可能。
（四）获得公众认可、信任的主观需求
党的统战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党的认可和信任。所以，要获得公众的认可和信任，一要打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9］所以，在当时很多群众不理解共产党和红军，甚至还有畏惧心理。1929年9月，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土匪打”。［10］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获得公众认可、信任，就要打破国民党反动派负面宣传，同时开展正面宣传。二要积极塑造中国共产党优良政党形象。优良的政党形象，不仅可以增强党的活力和内聚力，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公众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并达到认可、信任的效果。反之，一个没有优良形象的政党，便无法开展统战工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攻击敌人。三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利益，凡涉及群众实际困难的事情，党要竭尽全力去办。只有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认可。
二、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实践
在革命遭到失败的危难关头，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为我党在新形势下拓展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一）对袁文才、王佐等游民无产者的统战工作
袁文才、王佐等绿林队伍，在政治上属于游民无产者，也是生活中的不安定者。他们不是“土匪”，而是一群失去土地、失去工作机会的工人或农民。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游民无产者“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1］在对待游民无产者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引导、争取。1927年8月，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发言指出：“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就一定能引导游民无产者。”［12］因此，把争取、引导游民无产者成为土地革命的一部分力量，就是毛泽东关于游民无产者问题所产生的策略思想。1927年10月3日，古城会议确定了团结、改造袁、王队伍的方针。古城会议后第三天，毛泽东等在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与袁文才两人相见恨晚、志趣相投，袁文才当即表示同意参加革命队伍。毛泽东代表前委送给袁文才100支枪。袁文才也回赠1000银元，并允诺让革命军在茅坪安家。［13］不久，毛泽东派何长工去开展与王佐的统战工作。王佐在何长工的帮助下，消灭了尹道一。对此，王佐十分佩服毛泽东派来的人，表示愿意加入工农革命军，追随毛泽东。
（二）对广大农民的统战工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民因缺乏土地，加之军阀割据的混乱、各种天灾的流行，农民生活极度困苦，尤其是湘赣边界地区，土地问题更加突出。毛泽东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报告显示：“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14］中国共产党若要团结联合农民，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土地革命。1927年11月起，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大小五井等地开展广泛的打土豪筹款子活动。1927年12月29日，毛泽东向部队宣布了红军的“三大任务”，其中之一就是“打土豪筹款子”。［15］井冈山时期，分浮财是发动群众的一个好办法。打土豪获得浮财后，除去军需外，剩余部分全部分给群众。［16］群众害怕土豪劣绅反水，开始时不敢要。但是，当革命军帮助群众建立工农兵政权、党的组织和农民武装时，群众就不会害怕。土地革命运动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武装农民的问题，农民手中有枪，胆子会大一些。所以，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都会帮助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党组织，还帮助群众组织游击队、赤卫队。1928年12月，红军以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名义，正式颁布《井冈山土地法》。这个法不仅是对井冈山红色区域土地分配的科学总结，而且有利于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
（三）对中间阶级的统战工作
何为中间阶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小地主和富农为中间阶级。［17］当革命浪潮高涨时，中间阶级就依附于革命；当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级就马上反水。所以，“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18］首先，要合理解决好中间阶级的土地问题。湘赣边界的小地主和富农在土地以及财产方面是占有很大份额的。如果按照八七会议土地分配原则，即没收一切土地。这时小地主和富农就会认为共产党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如果以劳力为单位进行分田，则利于富农不利于贫雇农。经过红军长期调查研究，制定了“以乡为单位，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给地主富农分配一份同农民一样的土地”的政策和办法。［19］这种做法解决了原有两种分配土地的弊端，使贫农阶级、中间阶级都得到满意、无话可说。其次，要制定正确的政策。1928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朱德部队，要把湘、粤两侧各五里地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毁，以免反动派进占湘南。但朱德、陈毅在实际工作中，抵制了这一错误决定。由于朱德等的说服、教育，起义地区不少党组织对“左”倾错误进行了有力抵制，切实保护了一些中间阶级的利益。
（四）对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
“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20］，是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要创造这个条件，就必须在根据地内进行经济建设，保护和发展工商业。1928年1月4日，工农革命军打下遂川县城后，不仅整顿了草林圩场，而且颁布不少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战士们在圩镇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比如：“保护中小商人”“取消苛捐杂税”等。［21］同时，红军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地主兼工商业者，只没收地主部分财产，不没收工商业者部分。对普通商人、一般小资产阶级者，则予以切实保护。这样一来，我们党不仅赢得了中小商人的信任，而且促进了割据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恢复。井冈山时期的知识分子主要来自革命军队中的精英分子、边界本地的知识分子、湖南衡阳的师范生和其他地区汇集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知识分子。［22］1929年初，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颁布《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布告,号召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会依照才干的大小，分配相当的工作。”［23］这些好的政策，加上白区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和黑暗，一些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纷纷来到根据地参加革命。正如衡阳女三师的段子英说：“我们都是进步学生，在学校被捉拿，在家也待不下去，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投笔从戎。”［24］
（五）对敌对阵营的统战工作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耐心谨慎而又巧妙地在敌对阵营中开展统战工作，不仅摆脱了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困难，而且化敌为友，壮大了革命力量。1927年10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广东、福建、江西边界一带与敌军激战多日，损失惨重。起义军一方面不时遭到反动武装袭击、缺少军队供给；另一方面，被一种悲观的情绪笼罩着。一天，朱德意外地从报上看到范石生率国民革命军十六军从广东韶关移防到与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的消息，兴奋不已。朱德同陈毅等人商量后，写信给范石生，希望同他合作。范部回信表示同意，并希望朱德到汝城曾曰唯处商讨统一战线事宜。朱德与曾曰唯签订了一个“三项协议”，起义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〇团团长。［25］该团的薪饷军费及弹药、被装、医药等，均由军部供给。朱德与范石生形成统一战线后，起义军革命的力量得到了保护，也为湘南暴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8年4月，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对待俘虏，不许打，不许骂，不许搜腰包，有伤的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回家的发放路费。”［26］1928年10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红军优待俘虏政策，“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27］比如原阎仲儒部毕占云、原朱培德部张威均投奔红军。这些都是红军建立优待俘虏、分化瓦解敌军，进行统一战线壮大革命队伍的成果。
（六）对社会贤达、宗教人员的统战工作
社会贤达，是有区别于中间阶级的一类人群，他们在政治上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是在社会上具有广泛的声望。宁冈县是湘赣边界的中心区域，人口众多，商业网点齐全，有一批民众声誉较好的富绅和社会贤达。争取这些人支持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对取得民心非常重要。对此，宁冈县党组织通过安抚、团结的方针，积极争取到“德胜药店”老板刘品玉、伙店老板“宁冈婆婆”、全县闻名的“宁冈三艾”等。［28］富绅知名度高，社会联系广泛，在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团结好一个开明绅士，等于把一批民众聚集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周围。在宁冈县城，毛泽东、龙超清等非常注重用统战策略去结交那些有名气的开明绅士。1927年12月，毛泽东特意来到柏露看望常常救贫济困、不巴结权贵的杨唐臣，使杨很是感动。1928年2月，杨唐臣毅然献出所有的山田，交给红色政权分配给农民。杨唐臣的开明之举，对于那些企图阻挠分田的土豪，有着明显的震慑作用。在宗教问题上，红军允许民众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对正常的宗教活动实行保护。1928年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作出规定：“尼姑、和尚、道士的土地，由乡工农兵政府一律收回，对其自己谋生存者，同时系中农以下经济地位者，则可以分给土地。”［29］湘赣边界党和红军采取“分田地，给出路”政策［30］，最大化地团结了宗教人员，使其拥护党的革命。
三、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成效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卓越效果，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保存革命力量，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领导受挫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在那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团结民众，开展土地革命，粉碎敌人的多次“进剿”，建立红色政权，积蓄和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开拓了新的斗争局面。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带领的湘南起义农军和贺龙南昌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1928年12月，彭德怀带着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师。这些部队的会合，不仅大大加强了湘赣边界的红军武装力量，而且为革命保存了星星之火。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各地领导了百余次武装起义。1927年冬到1928年春，中国共产党在湘东、湘南、黄安等地，都建立过红色政权，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都相继失败了。唯湘赣边界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历经“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两次曲折，仍然坚持下来了。这块红色政权虽处于白色恐怖的四面包围之中，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和严重的经济封锁，但边界的红色旗帜始终屹立不倒。一方面，离不开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离不开党的统战工作的正确开展，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让井冈山成为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二）纠正党内错误，形成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
与农民阶级开展统战工作是否具有成效，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了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中共六大之前，党内普遍存在着对陈独秀右倾妥协路线的愤怒而滋生着“左”倾盲动情绪。1927年11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提出了一套“左”倾的阶级路线和土地政策。比如“没收一切私有土地”，鼓励对商人采取所谓的“剧烈的革命运动”，对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采取“杀戮”“杀尽”的政策。［31］这些错误的政策和路线的演变发展，造成了根据地相继失陷，土豪劣绅乘机反水报复，造成了“农民分田，地主割谷”的严重后果。［32］为了扭转这种局势，1928年7月，党召开的“六大”改正了“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明确提出：“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但也不能抛弃阶级斗争”。［33］1929年1月，红军在赣南、闽西开展土地斗争过程中，又相继颁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商人及知识分子》《兴国土地法》，解决了六大以来没有解决或没有正确解决的土地革命路线问题。1929年7月20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形成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
（三）制定正确政策，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各项建设
革命根据地能否建设好，关键在于能否制定出联合社会各阶级的正确统战政策。在政治建设方面，为了团结边界广大农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断总结土地斗争经验，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和修改《土地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中国共产党颁布的《遂川工农县临时政纲》中明确了什么人群有参与政治的权益，制定真正能够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劳动法和劳动保险法。［34］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亲自制定保护中小商业的政策，鼓励中小商人开门做生意。据谭冠三回忆：“那时毛主席规定只能没收地主部分的浮财，不损害工商业部分。”［35］此外，毛泽东还领导红军在大陇开办红色圩场，促使农村经济的发展。［36］在文化建设方面，一是团结知识分子，呼吁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让其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宣传工作。二是在士兵委员会设立“娱乐科”，促进根据地曲艺、表演的发展。［37］三是党在根据地通过红军教导队、党的各种会议、党刊报册、各类干部训练班等方式对干部、红军进行教育；开办平民小学、工人学校、高级工农学校，对广大群众进行文化教育，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38］
（四）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适合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联合工、农在农村成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这在1929年9月党中央来信中也有体现，信中说：“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39］井冈山时期，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有一个螺旋式前进的过程。1927年9月19日，秋收起义失利部队，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的会议，会上经过反复讨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取浏阳，攻长沙”的主张［40］，确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向湘赣边界农村进军的决策。在当时，“全省唐之势力三万五千余人，湘南七千余人，湘西近一万余人”［41］，而文家市聚集的部队只有千余人，所以按原计划攻打长沙，形势非常严峻。因此，毛泽东这一决策成了中国革命以农村为出发点的第一步，它对挽救革命和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1928年10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著作，深入阐述了红色政权在中国农村建立和发展的原因与条件，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上升为理论。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42］所以，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既有实事求是的果断决策，又有光辉理论的论证。
四、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启示
在新时代，开展统战工作，我们要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要把握本质要求，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要增进思想认同，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要注意工作方法，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一）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
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威力，根本原因在于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3］这一论述不仅充分说明了党的政治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而且这是全党统一意志、团结一致的力量体现。恩格斯曾经指出：“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44］井冈山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着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三湾的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毛泽东在部队各级设立党的组织，班里分小组，连里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初步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古田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了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及其纠正方法，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使红军成为在党绝对领导下思想高度统一的武装力量。在新时代，我们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形成全党上下一齐动手、有关方面协同联动的工作局面。［45］
（二）把握本质要求，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列宁认为无产阶级要尽最大的努力联合同盟军，“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46］井冈山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要尽可能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古城会议，会议不仅讨论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确定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的方针。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说：“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47］可见，“团结和联合”是毛泽东对游民无产者使用的一条重要的统战策略。如何对待社会贤达、开明绅士，使之成为革命力量中的一部分？对此，湘赣边界党和红军运用“团结”的统战策略，使这部分人以其社会地位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不可轻视的作用。对于湘赣边界的宗教和宗教人员，毛泽东等认为，宗教未沦为国民党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工具，信教人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这样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要以积极的态度将这部分人团结在红色政权的周围，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一部分。［48］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共同奋斗力量。
（三）增进思想认同，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一致性是政治共识、思想认同的集中体现，是人心和力量的高度凝结。多样性是各阶级群体观念、价值、利益和行为等多元多样。2015年5月18日，习近平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49］所以，统一战线能不能建立好发展好，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井冈山时期，虽然阶级状况呈现多样性，但是各革命阶级又具有反抗压迫的一致性。比如在湘赣边界，有土客两籍，一直存在矛盾和界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一方面着力增进一致性，教育土客两籍不要闹对立、闹地方主义，否则就会拆散革命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共产党在干部使用上一视同仁，鼓励大家交流和解、尊重包容不同籍别的多样性。在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一要凝聚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共识，固守政治底线，做到增进一致而不强求一律，包容多样而不丧失主导，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群体的力量。二要尊重包容多样性，在统筹兼顾中寻求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最大限度把各种思想观念、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包容进来。在尊重包容多样性时，既要有政治底线，又要讲批评、团结。三要正确把握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50］所以，我们既要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又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既要寻求各方平衡点，又要寻求其最大公约数。只有这样，统一战线工作就能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四）注意工作方法，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井冈山时期的社会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地主阶级、中间阶级、游民无产者、农民阶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社会贤达和宗教人员等。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51］所以，正确处理和协调他们的利益诉求，全面兼顾和实现他们的利益，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前提。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等游民无产者的过程中，“就送了100多支枪给袁文才”。［52］此外，毛泽东还嘱咐何长工说，“我们打了胜仗，要经常送点东西给他们”。［53］中国共产党为了能够团结农民阶级，一方面在根据地广泛开展打土豪筹款子活动，“获得浮财后，除去军需，剩余部分全部分给群众”［54］；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帮助无地、少地的农民分田分地，颁布土地法保障农民土地的合法权益。在湘赣边界有土客两籍，两籍之间存在界限，“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55］土籍人地多田肥，经常与少地的客籍民众发生矛盾。为了化解土客籍争端，党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党内外干部和群众思想教育、把事端化解在萌芽之时、在干部任用上不分籍别一视同仁等。在以毛泽东为领导的湘赣边界党的重视下，这种矛盾和争端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在新时代，面对不断变化的统战范围、对象，我们要及时改变工作方法、调整统战策略，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全面兼顾和实现各阶层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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