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红军造币厂与“工”字银元的红色记忆
1927年的中国，正经历着大革命失败后的阵痛。8月，毛泽东遵照“八七会议”精神，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月2日，他在安源主持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军队与民众暴动配合，夺取数县后合攻长沙”的计划，同时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将各路革命武装整合为三个团，并设计出第一面军旗——红底白星，星缀镰刀斧头，旗面标注部队番号，官兵以红带、胸牌为识，凝聚起早期革命武装的精神标识。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却因敌众我寡遭遇挫折。19日，各路余部在浏阳文家市会合，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放弃攻长沙计划，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此时部队仅剩不足千人，士气低落、思想涣散，有的士兵悄然离队，有的萌生退意。9月29日抵达永新三湾村时，毛泽东推行“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设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这一变革让士兵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人”，从政治、组织、思想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八百余名将士就此成为燎原星火。
10月27日，部队抵达井冈山茨坪，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由此诞生。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创举，让1927年的寒冬成为革命转折的关键。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5月底，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根据地建设迈入新阶段。
然而，新生的红色政权很快面临严峻考验。1928年6至7月，湘赣敌军发动频繁“会剿”与严密经济封锁，根据地与外界贸易中断，银元枯竭，食盐、布匹、药材等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红军每人每日三分到五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官兵数月无零用钱、久不知肉味成常态，即便如此，数千人的队伍每月仍需一万五千元伙食费。物资匮乏不仅影响军民生活，更威胁着根据地的存续。
为打破封锁、换取急需物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决定创办红军造币厂，选址井冈山的上井村，又称“上井造币厂”或“红军花边厂”。造币厂由防务委员会直接领导，原料来自打土豪缴获的银链、首饰等银器，利用当地“谢氏对花厂”的旧设备与模具，经熔化、制坯、冲压等工序，铸造重七钱二分的银元。因墨西哥银元在当时信用良好、流通广泛，新币便仿其样式，并规定货币价格，累计发行上万元。
1998年，红军造币厂按原貌修复，萧克将军特地为红军造币厂题写了厂名
毛泽东多次到厂视察，反复强调“银元要纯银，重量不能少于七钱二分”。每枚银元都凿有“工”字印记，故称“工”字银元，这是苏维埃政权首次发行的金属铸币。鼎盛时期，造币厂每日可铸币五百多枚，在根据地圩场、村镇广泛流通。因其成色足、信誉高，湖南邻县商民冒险冲破封锁，运来药材、食盐等物资交易，还纷纷用国民党银元兑换“工”字银元，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市场，增加了群众收入，更扩大了红色政权的影响力。
好景不长，1929年1月，湘赣敌军调集18个团发动第三次“围剿”，喊出“石头过刀、茅草过火”的残暴口号。为保存实力，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向赣南开辟新根据地，井冈山失陷。敌军纵火焚烧厂房，捣毁设备，驱散人员，这座存在不足半年的造币厂，在炮火中戛然而止。
尽管寿命短暂，井冈山红军造币厂与“工”字银元的历史意义却极为深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首次铸造的苏维埃货币，标志着工农群众拥有了自己的铸币。从1928年“工”字银元到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短短数年，红色金融从萌芽走向成熟，彰显出强大生命力。
作为苏维埃政权独立的象征，它体现了共产党人缔造新政权的决心。独立发币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随着各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区域性货币纷纷涌现，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它统筹了货币调剂，避免了贵金属分配不均，推动了统一货币制度的形成，为红军团结与政权稳定筑牢了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一实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金融策略的成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直指根据地经济困境，而造币厂的创办正是应对困境的积极探索，不仅帮助军民渡过难关，更为后续湘赣、中央苏区的造币事业积累了经验，在中国革命金融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井冈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工”字银元上的红色印记，始终诉说着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珍贵遗产。
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却因敌众我寡遭遇挫折。19日，各路余部在浏阳文家市会合，毛泽东审时度势，毅然放弃攻长沙计划，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此时部队仅剩不足千人，士气低落、思想涣散，有的士兵悄然离队，有的萌生退意。9月29日抵达永新三湾村时，毛泽东推行“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设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这一变革让士兵意识到“自己是革命的主人”，从政治、组织、思想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八百余名将士就此成为燎原星火。 10月27日，部队抵达井冈山茨坪，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由此诞生。这一“农村包围城市”的创举，让1927年的寒冬成为革命转折的关键。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与湘南农军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5月底，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根据地建设迈入新阶段。 然而，新生的红色政权很快面临严峻考验。1928年6至7月，湘赣敌军发动频繁“会剿”与严密经济封锁，根据地与外界贸易中断，银元枯竭，食盐、布匹、药材等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红军每人每日三分到五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维持，官兵数月无零用钱、久不知肉味成常态，即便如此，数千人的队伍每月仍需一万五千元伙食费。物资匮乏不仅影响军民生活，更威胁着根据地的存续。为打破封锁、换取急需物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决定创办红军造币厂，选址井冈山的上井村，又称“上井造币厂”或“红军花边厂”。造币厂由防务委员会直接领导，原料来自打土豪缴获的银链、首饰等银器，利用当地“谢氏对花厂”的旧设备与模具，经熔化、制坯、冲压等工序，铸造重七钱二分的银元。因墨西哥银元在当时信用良好、流通广泛，新币便仿其样式，并规定货币价格，累计发行上万元。
1998年，红军造币厂按原貌修复，萧克将军特地为红军造币厂题写了厂名
毛泽东多次到厂视察，反复强调“银元要纯银，重量不能少于七钱二分”。每枚银元都凿有“工”字印记，故称“工”字银元，这是苏维埃政权首次发行的金属铸币。鼎盛时期，造币厂每日可铸币五百多枚，在根据地圩场、村镇广泛流通。因其成色足、信誉高，湖南邻县商民冒险冲破封锁，运来药材、食盐等物资交易，还纷纷用国民党银元兑换“工”字银元，不仅活跃了根据地市场，增加了群众收入，更扩大了红色政权的影响力。
好景不长，1929年1月，湘赣敌军调集18个团发动第三次“围剿”，喊出“石头过刀、茅草过火”的残暴口号。为保存实力，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转向赣南开辟新根据地，井冈山失陷。敌军纵火焚烧厂房，捣毁设备，驱散人员，这座存在不足半年的造币厂，在炮火中戛然而止。
尽管寿命短暂，井冈山红军造币厂与“工”字银元的历史意义却极为深远。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首次铸造的苏维埃货币，标志着工农群众拥有了自己的铸币。从1928年“工”字银元到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建立，短短数年，红色金融从萌芽走向成熟，彰显出强大生命力。作为苏维埃政权独立的象征，它体现了共产党人缔造新政权的决心。独立发币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随着各根据地金融机构的建立，区域性货币纷纷涌现，为工农武装割据提供了经济保障。同时，它统筹了货币调剂，避免了贵金属分配不均，推动了统一货币制度的形成，为红军团结与政权稳定筑牢了经济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一实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金融策略的成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直指根据地经济困境，而造币厂的创办正是应对困境的积极探索，不仅帮助军民渡过难关，更为后续湘赣、中央苏区的造币事业积累了经验，在中国革命金融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井冈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工”字银元上的红色印记，始终诉说着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攻坚克难的智慧与勇气，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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