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曾与毛主席彻夜长谈，后来不再来往，说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在近现代文化大师中，很多人都跟毛主席有过交往，留下了很多佳话，比如柳亚子、老舍、张恨水、郭沫若等等。
不过，也有一些人留下的回忆五味杂陈，比如大名鼎鼎的梁漱溟。
在近现代文化史上，梁漱溟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年报考北京大学时，名落孙山，但是因为写过一篇《究元决疑论》，转眼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师，对此，蔡元培还说了一句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话：“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师吧。”
梁漱溟在晚年时，还曾幽默地总结过自己的一生：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
好了，梁漱溟的传奇先简单介绍这些，下面进入正题，说说他跟毛主席的交往。
说起来，梁漱溟跟毛主席还是同龄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比毛主席大两个多月，而且，两人很早就认识了。
梁漱溟有个兄长叫梁焕奎，是湖南湘潭有名的士绅，曾支持杨昌济去日本留学。杨昌济到北京大学教书后，通过梁焕奎认识了梁漱溟。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年轻时当过北大的图书管理员，因为收入低，晚上就在恩师杨昌济的家里住。1918年时，梁漱溟经常去杨家，每次去都会发现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来开门，梁漱溟以为他只是杨家的用人或是亲戚，就没有在意，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直到20年后，梁漱溟去延安拜访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说：“梁先生，我们20年前就认识了。”
梁漱溟看着毛主席，摇头说：“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以前哪里见过？”
毛主席笑着说：“北京地安门彭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教授家里，一个湖南青年经常给你开门。”
这么一说，梁漱溟就想起来了，感慨地说：“确实有这事，我当时哪里能想到，这个人未来竟是共产党的领袖啊！”
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跟着蒋介石到处跑，最后跑到了重庆才算歇了脚。
那段时间，梁漱溟对蒋介石的抗日政策很不满，就萌生了去延安见见毛主席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换了别人，老蒋早就掏枪了，可是梁漱溟是著名人物，社会地位高，蒋介石也不敢轻易动他，只好给梁漱溟开了通行证。
1938年1月，梁漱溟到达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寒暄过后，梁漱溟开门见山地问：“中国能否战胜日本？中华民族是否会灭亡？”
毛主席镇定地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梁漱溟听完后，不太相信，要知道，当时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八路军也不过3万人，武器更是落后，连粮食都无法自给，如何能战胜钢铁强国日本？
随后，毛主席从多个角度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论证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胜利，梁漱溟听得不住点头，最后感慨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第二天晚上，二人再次长谈，毛主席说：“梁先生昨天送我的《乡村建设理论》，我看了，有深度，但问题在于你是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是不可能救中国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阶级对立，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前途。”
不过，梁漱溟不认同毛主席的观点，说：“中国的阶级分化和对立没有西方那么严重，做到两点中国就有希望，一是伦理本位，二是职业分途。前者要求人伦相敬，后者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两人就这个问题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一直畅谈到第二天早晨公鸡打鸣，虽然仍然没有争出来一个结果，但这次畅谈也让梁漱溟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毛主席的礼贤下士非常佩服。
梁漱溟晚年时，回忆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950年初，梁漱溟来到北京，正好毛主席和周总理刚从苏联回国，大家要去站台迎接，梁漱溟也去了，还站在第一排。
毛主席一下车就发现了他，立刻上前问候：“身体如何，家人都来了吗？过几天我请梁先生，咱们再来一个通宵论战。”二人相视而笑。
晚上举行宴会时，毛主席看到梁漱溟只吃素，开玩笑地说：“梁先生清心寡欲，必定高寿。”毛主席说的没错，梁漱溟确实很高寿，一直活到了95岁，于1988年去世。
几天后，毛主席请梁漱溟来颐年堂作客，邀请他参加新政府的工作，但梁漱溟认为自己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更合适，就婉拒了。
后来，毛主席请梁漱溟到外地考察，尤其是考察南方的土改。梁漱溟回来后，说农村土改非常好，但不应该殴打地主，毛主席则说，农民受欺负惯了，心中有气，但也不能打人，必须要说服农民。
到这个时候，梁漱溟和毛主席的关系一直还不错，但是到了1953年9月，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梁漱溟参加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公开讲话说，国家不能只顾重工业，也要重视轻工业；而且工人的待遇也高于农民，还有一句著名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新中国是靠农民成功的，今天不能忽略农民。
毛主席当时没参加会议，但也听到了这些话，认为这些话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第二天，毛主席参加会议时，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会后，梁漱溟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中，他不认为自己错了，便想当面当毛主席解释清楚。
到了9月18日的会议上，梁漱溟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越说越激动，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喊着让他下台，毛主席虽然没有打断他，但也提醒他不要讲得太长了。
这次会议后，梁漱溟基本上就淡出了舞台。
说到底，梁漱溟终究是一位有良心的文化人，因为有良心，才会当众说出那些“不合时宜”的话，当然，也因为他的“文化人”身份，看待问题跟毛主席的眼光和境界不在一个层次，最终产生了很多分歧，曾经无话不谈的“诤友”，就这样再无来往。
到了晚年时，梁漱溟对这次事件也做了反思，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副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
不过，也有一些人留下的回忆五味杂陈，比如大名鼎鼎的梁漱溟。
在近现代文化史上，梁漱溟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当年报考北京大学时，名落孙山，但是因为写过一篇《究元决疑论》，转眼就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师，对此，蔡元培还说了一句很让人羡慕嫉妒恨的话：“梁漱溟想当北大学生没有资格，那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师吧。”梁漱溟在晚年时，还曾幽默地总结过自己的一生：六岁就开始读书，却还不会穿裤子；中学时参加过革命团体，后来却最反对暴力革命；报考北大落榜，却当上了北大教授；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在北大偏偏讲起了哲学；以研究佛学起家，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从小在城市长大，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却是乡村建设……
好了，梁漱溟的传奇先简单介绍这些，下面进入正题，说说他跟毛主席的交往。
说起来，梁漱溟跟毛主席还是同龄人，生于1893年10月18日，比毛主席大两个多月，而且，两人很早就认识了。梁漱溟有个兄长叫梁焕奎，是湖南湘潭有名的士绅，曾支持杨昌济去日本留学。杨昌济到北京大学教书后，通过梁焕奎认识了梁漱溟。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年轻时当过北大的图书管理员，因为收入低，晚上就在恩师杨昌济的家里住。1918年时，梁漱溟经常去杨家，每次去都会发现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年轻人来开门，梁漱溟以为他只是杨家的用人或是亲戚，就没有在意，也没有跟他说过话。
直到20年后，梁漱溟去延安拜访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说：“梁先生，我们20年前就认识了。”
梁漱溟看着毛主席，摇头说：“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以前哪里见过？”
毛主席笑着说：“北京地安门彭楼大街豆腐池胡同，杨昌济教授家里，一个湖南青年经常给你开门。”
这么一说，梁漱溟就想起来了，感慨地说：“确实有这事，我当时哪里能想到，这个人未来竟是共产党的领袖啊！”
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的梁漱溟，跟着蒋介石到处跑，最后跑到了重庆才算歇了脚。那段时间，梁漱溟对蒋介石的抗日政策很不满，就萌生了去延安见见毛主席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换了别人，老蒋早就掏枪了，可是梁漱溟是著名人物，社会地位高，蒋介石也不敢轻易动他，只好给梁漱溟开了通行证。
1938年1月，梁漱溟到达延安，见到了毛主席，寒暄过后，梁漱溟开门见山地问：“中国能否战胜日本？中华民族是否会灭亡？”
毛主席镇定地说：“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梁漱溟听完后，不太相信，要知道，当时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八路军也不过3万人，武器更是落后，连粮食都无法自给，如何能战胜钢铁强国日本？
随后，毛主席从多个角度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论证中国必将取得抗战的胜利，梁漱溟听得不住点头，最后感慨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我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第二天晚上，二人再次长谈，毛主席说：“梁先生昨天送我的《乡村建设理论》，我看了，有深度，但问题在于你是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是不可能救中国的。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阶级对立，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就没有前途。”不过，梁漱溟不认同毛主席的观点，说：“中国的阶级分化和对立没有西方那么严重，做到两点中国就有希望，一是伦理本位，二是职业分途。前者要求人伦相敬，后者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两人就这个问题你来我往，各抒己见，一直畅谈到第二天早晨公鸡打鸣，虽然仍然没有争出来一个结果，但这次畅谈也让梁漱溟对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毛主席的礼贤下士非常佩服。
梁漱溟晚年时，回忆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1950年初，梁漱溟来到北京，正好毛主席和周总理刚从苏联回国，大家要去站台迎接，梁漱溟也去了，还站在第一排。
毛主席一下车就发现了他，立刻上前问候：“身体如何，家人都来了吗？过几天我请梁先生，咱们再来一个通宵论战。”二人相视而笑。
晚上举行宴会时，毛主席看到梁漱溟只吃素，开玩笑地说：“梁先生清心寡欲，必定高寿。”毛主席说的没错，梁漱溟确实很高寿，一直活到了95岁，于1988年去世。
几天后，毛主席请梁漱溟来颐年堂作客，邀请他参加新政府的工作，但梁漱溟认为自己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更合适，就婉拒了。
后来，毛主席请梁漱溟到外地考察，尤其是考察南方的土改。梁漱溟回来后，说农村土改非常好，但不应该殴打地主，毛主席则说，农民受欺负惯了，心中有气，但也不能打人，必须要说服农民。
到这个时候，梁漱溟和毛主席的关系一直还不错，但是到了1953年9月，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时，梁漱溟参加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公开讲话说，国家不能只顾重工业，也要重视轻工业；而且工人的待遇也高于农民，还有一句著名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新中国是靠农民成功的，今天不能忽略农民。毛主席当时没参加会议，但也听到了这些话，认为这些话脱离了中国的国情。第二天，毛主席参加会议时，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会后，梁漱溟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中，他不认为自己错了，便想当面当毛主席解释清楚。
到了9月18日的会议上，梁漱溟说了很长时间的话，越说越激动，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喊着让他下台，毛主席虽然没有打断他，但也提醒他不要讲得太长了。
这次会议后，梁漱溟基本上就淡出了舞台。
说到底，梁漱溟终究是一位有良心的文化人，因为有良心，才会当众说出那些“不合时宜”的话，当然，也因为他的“文化人”身份，看待问题跟毛主席的眼光和境界不在一个层次，最终产生了很多分歧，曾经无话不谈的“诤友”，就这样再无来往。到了晚年时，梁漱溟对这次事件也做了反思，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大家都有不对的地方，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有这样一副挽联：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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