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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的女儿--樊锦诗

       “我做梦,都会梦见敦煌;醒过来,还是敦煌。有时候,我跟大家开玩笑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么一句:我
为敦煌尽力了。”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雕刻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的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
       在敦煌研究院有这样一尊雕塑,取名为“青春”。这是一尊雪白的少女塑像,齐耳短发随风微微扬起,身背草帽与工具,神采奕奕大步前行,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宛然可触--那是雕塑家孙纪元以刚刚来到敦煌的樊锦诗为蓝本创作的。
而守护敦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0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这里,一守就是半个多世纪。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花发,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却用一生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上海姑娘闯西北

       1963年夏末,樊锦诗坐了60多个小时的火车,从家乡上海辗转到了瓜州县的柳园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离当时的教煌有130多公里。然后她又转乘长途汽车,经过三四个小时的颠簸到了敦煌县城,再从县城搭乘班车,到莫高窟报到。
这是她第二次到这里,与一年前实习时“开开眼界”的心态不同,这个“没有电灯、水又苦又咸、黄沙漫天飞”的西北小镇,成了她的工作单位。
       “一个上海姑娘,瘦小的身材,精明干练,风华正茂。”
       这是多次赴敦煌参加石窟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初见樊锦诗的印象。
       其实毕业时,樊锦诗原本有机会去北京或者上海工作,但在当时“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她毅然选择了服从分配。
       “要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当时的北京上海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樊锦诗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坦诚地说。
       半夜里,当老鼠咬穿纸糊的吊顶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开始想家。但从蜈蚣梯上爬入每一个洞窟时,她又在惊叹:“太好了,太美了!”
       毕业时,樊锦诗的“白马王子”--同年级的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当时两人正处在热恋中。
       “我们已经说好,她在敦煌干三年就申请调回武汉,好好生活。”彭金章回忆说。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两人的武汉之约也被埋入了茫茫的西北荒漠。
       1967年,两人结婚,樊锦诗在敦煌住土屋、吃杂粮,但“敦煌的洞太美了,每一个都美不胜收”,她离不开了,没回武汉。
       1968年,大儿子出生,樊锦诗一个人带着孩子,白天去窟里做研究,把孩子留在家里,为防止孩子摔倒,她把被子堆在床边。那时的她忙着牵头进行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又没回武汉。
       再后来,二儿子出生了,为了方便照顾,她把孩子放到河北农村的姑妈家,自已还是没回武汉。
       两地分居的这段日子,夫妻俩只能靠每隔一两年才能有的探亲假期相见,每次见面总绕不开“你什么时候来武汉”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讨论了19年,最终还是彭金章妥协了。作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人的他,毅然放弃了武汉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去了敦煌研究院,分处河北、武汉和敦煌的一家四口终于团聚。

力阻莫高窟上市

       从到敦煌的那一天起, 樊锦诗就成了“工作狂”。
       敦煌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这位执着追求的无私奉献者,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樊锦诗如痴如醉。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院长。
       “这是整个世界的宝藏,担子交到我身上是很重的,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分量,但是我不能退缩。”樊锦诗说。
       上任伊始,她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
       “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
       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忡中,寝食难安。
       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性,“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
       樊锦诗还曾跑到部门办公室,对着负责人拍着桌子说:“听说你们准备把莫高窟卖了?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不同意”
       同事说,樊锦诗平时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喜欢读书,很少跟人红脸,万万没想到她发起脾气来这么雷霆万钧,学者风范、女人的矜持全被抛在了脑后,剩下的只有据理力争。
       “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相让,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
       她还强调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就这样,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在樊锦诗看来,这是她担任院长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65岁打造“数字敦煌”

       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时,“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
       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樊锦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她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但她很快发现,不让游客进洞不是个办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扇有救了”。65岁的她兴奋得宿没睡。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窗、每幅壁画,每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打造“数字敦煌”,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
       所谓“数字敦煌”,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
       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莫高窟保护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工程开始实施,总投资2.6亿元。
       这是一个极其浩大、高科技的工程,难度很大。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
       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游客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种高科技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
       “国家的命运决定了莫高窟的命运,国家独立了,国家强大了,国家发展了,我们的文物也就得到更好的保护了。”
       樊锦诗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敦煌融为一体,把一切的成果和荣誉归功于国家和集体,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心甘情愿,只想做一个“敦煌的女儿”。
点评
       樊锦诗几十年如一日扎根敦煌,为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奉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她是敦煌文化发扬光大、敦煌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光荣使者,是长期扎根边远基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默默奉献的无数科研工作者的集中缩影,是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华文化、传承历史文明、增强国家软实力的众多优秀文化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良好社会风尚的优秀典范。樊锦诗对文物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事业心和敬业、执着、奉献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共产党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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